内容提要：

　　当下具有创作力的中国科幻女作者，正以她们独特的世界观、纯熟的文笔以及细腻的感情，改变着中国科幻的面貌。

　　关键词：

　　女性 科幻

　　在我所见的涉及女性科幻作者的文章中，由女性科幻作者本身执笔撰写的很少。因此，在写出下面的文字前，我颇有一些犹豫。究其原因，是因为我以前从不觉得应该将女性作者从科幻作者的群体中分离出来而作为一个群体现象单独研究。忽视性别差异，而只承认性格差异，这本身也许就是科幻吧。

　　1、女性科幻——真的存在吗？

　　每个科幻迷都知道，现代科幻小说的开山之作出自是玛丽·雪莱(Mary Shelley)之手——这个了不起的女人以《弗兰肯斯坦：现代的普罗米修斯》为科幻小说奠基，那是工业革命时代的1818年，距离现在还不足200年。这不长的历史中，科幻文学以其独特的魅力发展成为庞大的文学类型，单单在美国，科幻小说鼎盛时一年就有1000多部长篇科幻小说或科幻小说合集出版。

　　那么，科幻小说有性别吗？女性科幻小说作者的作品便是女性科幻，而另具特征？

　　女性由于教育和社会的原因，在工业革命初期能够投身到科学之中，并且喜爱科学的人确实不多。而从科学土壤中诞生的科幻小说，当然 “大多数读者是青年男性”。这种观念盛行的时候，女性如果要写科幻小说，就必须用一个男性化的笔名。帕梅拉·萨金特(Pamela Sargent)、李·布拉凯特(Leigh Bracket、C·L·穆尔(C·L·Moore)、安德·诺顿(Andre Norton)，这些名字很难让人区分性别；编辑们采用她们的稿件，自然不会在前面加上女性的标签。对于大众而言，她们的作品与男人的作品并不存在什么本质的区别，只要是好看精彩的故事，就一样会受到欢迎。

　　这是因为，科幻小说中的冒险精神、对未知的好奇心理、以及对人类命运的忧思态度，是没有性别之分的。女性科幻作者所创作的科幻文学作品，这与传统意义上以描述两性关系、家庭为主的女性文学已经有了很大差异。

　　随着社会的进步，女性越来越多地涉足科学领域，科学文艺作品不再只是男性的专属品。当女性不能涉足幻想文学的偏见被打破，女性作者爆发出了惊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阻碍她们的也许仅仅是厨房和孩子。

　　设立于1953年的著名科幻小说奖——“雨果奖”，从1968开始女性作品得奖。到1990年，“雨果奖”已经向女性科幻作者颁发了21个小说类的奖项。另一个重要的科幻奖项“星云奖”，也在1968至1990年22年的时间里给女性科幻作者颁发了28个奖项。

　　在这些女性中，厄修拉·勒古恩（UrsulaK.LeGuin）经常被评论界提到，她的《黑暗的左手》是经典科幻小说之一。这位崇尚老子的女性不但得到了雨果奖与星云奖，还得到过美国国家书卷奖、纽伯瑞奖、卡夫卡奖、普须卡（Pushcart）奖、世界奇幻奖和轨迹奖等荣誉。评论界给她很高的评价，甚至认为她的想象力与文字风格都超越了以《魔戒》三部曲著称的约翰·托尔金（John Tolkien）。

　　2、科技时代的女性力量——科幻女作者的共性

　　如果非要在女性科幻作者身上找出她们的共性，很多年前，一群写科幻小说的女孩子找过，结果发现她们——都有鼻炎，都没有男朋友。这个玩笑所比喻的是“在都市糟糕环境中的独立生活”，环境造成呼吸系统的病状，而独立生活是没有男朋友的原因却不是结果。这就是共性，一个喜爱并最终从事科幻文学创作的女性，她是具有现代意识、崇尚个体独立精神并以身实践的女性。

　　并非喜爱科幻小说才变成了这种女性，而恰恰因为是这种女性，才会选择科幻文学这种艺术形式，才可能会从读者发展为作者。这种女性，正是时代发展的结果——

　　由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联合组织实施的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结果表明，82.4%的女性表示“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80%的女性“不甘心自己一事无成”。有81.5%的女性坚决反对“女性应尽量避免在社会地位上超过自己丈夫”的说法。即使丈夫收入高、家庭富足，88%的女性表示仍会参加工作或劳动。

　　高智商、高学历和高收入女性的增加，意味着女性涉足社会生活的领域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都会增强。她们有强烈的表达欲望，更有挑战男权社会的主观能动性。她们的影响正日渐扩大。在美国，过去25年里女性收入增长了63%，而男性收入仍然基本保持不变（+0.6%），女性掌控着每年80%左右的社会消费支出。在香港，过去20年职业女性增加约6成，其中月收入3万元的女性上升了4%。在上海，从业人员中女性的平均收入已经达到了男性的70.4%。

　　甚至有经济学者不客气地指出：市场现在是以女人的标准为标准，以女人的判断为判断，以女人的趣味为趣味。

　　从每年高校科幻协会活动的会场上来看，女性的面孔是在增多的，各校科幻协会的主要组织者也是以女性居多。女性的浪漫气质与丰富的形象思维，一旦插上科学的翅膀，便会以一种无比平等、独立、自信洒脱的姿态脱颖而出。

　　3、进行时——中国女性科幻作者们

　　在中国科幻小说的创作记录中，女性并不算少，但能持之以恒并保持作品水准的，却寥寥无几。究其原因，一是女性兴趣比男性更容易转移；二是女性到了一定年龄阶段，浪漫总会被现实的家庭职业等事务取代。但即便是流星，女性作者也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不拘一格的文笔，为中国科幻小说书写了一部又一部绚烂的篇章。

　　那些坚持创作、每年都有佳作问世的女作者，没有将科幻当作逃避现实的港湾，亦没有将科幻当作炫耀的资本。对待外界的鲜花与烂番茄，忽略或捧杀，女作者们如轻风拂面，俱一笑而过。

　　女作者们从一定程度上成功地解构了女性自身，将“双性化”的气质发挥到淋漓尽致。与所谓社会中的个体具有性别不典型的特点的“中性化”概念不同，“双性化”概念指的是社会中的个体以天赋的生理性别为基础同时吸收、表现、表达相关性别的个性特点。“双性化”带有更强的主动自为性和积极能动性，反映到科幻创作上，就是既不乏女性的细腻柔情，又富有男性的大气理性。女作者们笔下的创作题材，从身边的宠物到遥远的宇宙，涵盖广阔，而且从没有忽视对人性的洞察与关怀。 “双性化”的结果，是她们既不排除两性写作的差别，也不抹杀科幻写作的同一性，作品呈现出非对立性的、多元的以及包容的特质。这也正是她们的一些作品很难让人猜出作者性别的原因。

　　其实，正是因为女性天生的敏感与慈悲，才对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的未来忧患，才有了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现代的普罗米修斯》。女性之于科幻小说，是有天然优势的。

　　中国活跃在科幻创作一线的女性作者，首推赵海虹与凌晨二位。她们坚持科幻小说创作都有十年以上，并且都多次获得科幻小说的奖项，目前又都进入了婚姻状态——她们的创作状态愈发稳定，随着生活和人生的成熟，她们的作品质量还会有一个大幅度的提高。

　　具有英语系硕士学位的赵海虹目前在大学教书，创作科幻小说的同时，还着手文学翻译工作。她的文学素养和积累是比较高的。在她的作品名单上，《桦树的眼睛》、《时间的彼方》、《伊俄卡斯达》等都是令科幻迷赞叹的作品；而《蜕》、《宝贝，宝贝，我爱你》则显示了她文风和思想的成熟。在叙事角度和选材方面，她更“接近”传统的女性主体意识，但也只是表面上的“接近”而已。她的冷静与理性弥散在小说背后，如同棉被里的针，只有进入她小说语境的人才能感悟。《相聚在一九三七》、《一九二三年科幻故事》等近作，在题材的选择上则更加现实与冷峻。

　　做过中学教师而今在电脑杂志工作的凌晨，写小说与编辑小说齐头并进，同时还有科普作品出版。她的中短篇小说较之长篇要出彩得多。从《信使》、《猫》、《天隼》到《潜入贵阳》，她的作品更多地呈现出理性的色彩，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许多读者将她当作了男性。凌晨的作品，不以激烈的情节冲突和大场面见长，而是习惯于描述普通人在复杂的科技和社会发展背景下的遭遇，娓娓道来中自有暗流汹涌。近年来，凌晨在小说创作技巧和文字上的进步，为读者所普遍认同。

　　赵海虹与凌晨在创作风格和内容上存在着许多差异，但两个人在科幻小说的女性问题上的看法却很一致，都不愿意给自己的小说贴上女性的特殊标签。

　　进入新世纪后出现的女性科幻作者，以程婧波、夏笳、迟卉为代表。这三个人的文笔都流畅娴熟，小说有一种灵动之美。程婧波的《像苹果一样地思考》、《西天》、《第七种可能》，夏笳的《关妖精的瓶子》、迟卉的《归者无路》，其独特之处，令男性科幻作者也为之叹服。

　　在消匿的作者中，张卓（《’98法兰西之夜》、《暗杀》、《水妖》、《遗忘》、《像我一样傻》）正在静心于长篇小说的创作；于向昀（《地球的孩子》、《名探九章》、《来自远古》、《永生之狱》、《星月交辉》）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影视方面；杨玫（《熏衣草》、《日光镇》、《奔月》、《天使》）与关晓星（《变人——阿罗耶》、《新都市童话——统治者》）则在为自己的生存奔波着……

　　好在这些作者都年轻，假以时日，相信她们仍会重新返回自己喜爱的创作领域。

　　中国科幻的女作者们，正在以加倍的勤奋，不断为科幻小说提供新的题材和表达方式。她们将完成科幻小说的浪漫主义塑造：用琐碎的生活细节构建起幻想世界的形象；用理性的态度表明批判社会和颂扬自然的立场；对用对生命的赞扬和体恤，完成对英雄主义和终极价值的考问。

　　从每个字词中都涌出诗情画意，那不仅仅是女性作者，而是每个文本写作者都期望拥有的美学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