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毒草”时代的苏俄歌曲与人的命运

　　和讯网：我们知道60年代开始俄罗斯歌曲被打成了大毒草，我不知道您作为大毒草的翻译者受到了什么样的对待？

　　薛范：当时苏俄歌曲都是苏修歌曲，像《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也成黄色歌曲，现在的人觉得是笑话。我现在看从头看到尾也不知道黄色在哪里，就是“我的心上人坐带我身边，偷偷的看着我”，唯一这一句，但是我不知道黄色在哪里。当时还好，因为我是自由职业者，没有单位，没有那个单位抓我出去批斗，还没有，那个时候基本上除了街道上稍微批判了一下，他们也说不上什么来，基本上就不闻不问，就冷着脸。

　　和讯网：基本上不管您。

　　薛范：不管我，但是那个时候我在搞朝鲜歌曲，《卖花姑娘》等等歌曲。

　　和讯网：那个时候您主要经济收入就靠这些稿费吗？

　　薛范：对，那个时候是我一生中最次的时候，我的父母过去是高级职员，工资还是比较高，但是文革以后工资扣了一半，我是分文都没有，所以那时候我们家的生活，凡是家里可以卖的东西都卖了，真的是家徒四壁。那时候邮票是四分钱，我连这个都买不起，那时候是最惨的时候，也很长的时间，因为当时根本没有想到回家，因为在文革以前稿费还是比较高的，我第一次拿到稿费是12块钱，那时候大学生毕业第一年是36块钱，我一首歌就12块钱，但是那时候我根本没有稿费。从文革结束后有稿费，第一首歌曲是五块钱，用这五块钱买了第一本书，我家里所有书在文革中都冲掉了，包括唱片，所以才买了第一本俄汉字典。

　　和讯网：《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您拿了多少钱。

　　薛范：可能也是12块钱。但是现在有了版权以后，有中国音乐著作权委员会，可能这首歌稿费是拿的最多了，经常有几块几块的，因为没有一家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歌曲集不是这个，没有一家唱片公司出的唱片、盒带、DVD、MP3没出这首歌曲，所以这首歌曲我在稿费上是最多的。还有《雪绒花》，还有《花仙子》、《草帽歌》都是拿最多的。

　　和讯网：60年代虽然这些苏俄歌曲被打成大毒草，地下传唱还是很多的，60年代到85年解冻，这一段时间的流传基本上都是在地下的是吧。

　　薛范：对，以前我都不知道，我在94年到北京做过节目，那时候北京电视台有一个叫《梦里情怀》我做嘉宾，北京的一些爱好者得到我这个消息，专门为我开了一个欢迎会，我到那儿他们唱了很多歌曲，因为他们都比我小，我算了一下那时候60年他们才十岁，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些歌曲，我觉得奇怪你们怎么会唱那些歌曲，他们就说他们插队的时候学着唱，我才知道这些歌曲在地下流传。还有一个告诉我，他说《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在农村不敢唱，因为农民虽然不懂外国歌曲，但莫斯科他们知道，所以他们就改唱“北京郊外的晚上”。

　　和讯网：那时候六七十年代上山下乡运动，传唱最多就是下乡知青。

　　薛范：农村相对宽松一点，因为农民不懂，他们只有在那里流传。

　　和讯网：他们那个时候可不可以看作，用苏俄的歌曲，像《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卡秋莎》表达一种私人感情，因为当时的表达形式也比较贫乏，文艺表达形式几乎就没有是吧。

　　杜昌建：我跟一些顾客聊天，他们说听广播也是一种方式，他们也是不敢公开，也是悄悄的跑到很隐蔽的地方听，当时也提到这些歌曲。

　　薛范：莫斯科电台在中央电台边上一点点，我就收听了，收听了以后有人举报了，结果把我隔离，我不承认。后来把我母亲抓去，那个夏天用塑料拖鞋抽她的耳光，让她跪在那里抽她，让她承认。我母亲挨打不过，她就说，因为我喜欢苏联歌曲，他就是听听音乐，她以为这样说很聪明。他那边记录出来了，后来问你儿子有没有听过莫斯科台，答听过，下面什么都没有了。然后把这个记录下来给你看，后来说你母亲不会害你吧，她都承认了。我还是说我不知道，反正我没听过，我说我家里的收音机没有短波我怎么听，莫斯科在几千里、几万里以外我怎么听，根本没有办法听。他也不敢说中央台旁边，他要说的话，我就说你怎么知道的，我说这个事情也不可能。后来我才知道这样打我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