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监督和媒体良心

　　

　　

江平说，我比较欣赏的是，新闻管理应该从社会的正面效果和负面效果的角度来看。

　　新京报：你早年学新闻，后来学法律，你怎么看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江平：新闻和法律的不同点在于，新闻比较自由，而法律是在条文的约束之下。我喜欢学新闻，当初选择这个专业，就是很欣赏“无冕之王”这个称号。法律就不一样了，得严格按照法律条文来办，你不能超出。但是，这二者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追求正义。法律的目标应当是追求公平正义，虽然它有时没有；新闻也是追求公平正义，如果新闻不为普通老百姓说话，这也是太可悲的。

　　新京报：你提出，“媒体导向要有社会良心，”我想请你就这个问题谈一谈。

　　江平：我坦率说，现在我们很怕找媒体。一个是现在的新闻媒体太多，都来采访你也实在受不了。第二个，有些新闻媒体寻求的是轰动性效果，有的带有更不好的倾向，新闻已经跟利益挂钩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确实可以看到新闻的两面性。

　　我比较欣赏的是，新闻管理应该从社会的正面效果和负面效果的角度来看。这就像我们的电影检查制度一样。电影要不要施行检查制度？当然要！黄色片拿出来行吗？美国还有几级片的管制制度呢！三级片哪些人不准看是非常严厉的。这种管理是对社会负责，也完全必要。

　　舆论也好，新闻也好，电影也好，一定的管理制度是必要的。但是，要维护社会的健康。就跟广告一样，如果没有一定的制度规范那还了得，不然什么广告都能做。外国也是啊，抽烟不能做广告，哪些不能做广告有明确限制。

　　新闻舆论的导向如果是健康的，不去宣扬那些仇恨……如果搞法治的天天都去宣扬凶杀案，那么我们也不赞成。你说是法治新闻，实际上是宣传暴力，这样做肯定不行。媒体在这种市场竞争中，为了自己的生存，确实存在这些问题。

　　我觉得，新闻一个是真实，一个是导向。

　　新京报：关于新闻人的人身安全和权益保障，你怎么看？

　　江平：记者的安全问题任何国家都有。一个是采访最危险的战争记者的安全，一个是揭露黑暗时候说的安全。西方的记者揭露黑社会，记者被黑手党杀害的仍然有。我始终觉得，腐败的揭露主要还是靠媒体。

　　新京报：辽宁西丰警方到北京来捉拿《法人》杂志记者朱文娜，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江平：对于这个事情我只能说，这个地方政府太荒唐了。中国现在舆论这么发达，你到北京来抓人，抓的是《法制日报》下面《法人》杂志社的记者，也太胆大了。这也显示个别地方政府太幼稚，太无知了。如果真的是诽谤，那么它应该是一个自诉案件，而不是一个公诉案件。

　　●新闻和法律的不同点在于，新闻比较自由，而法律是在条文的约束之下。我喜欢学新闻，当初选择这个专业，就是很欣赏“无冕之王”这个称号。

　　●舆论也好，新闻也好，电影也好，一定的管理制度是必要的。

　　●有些社会责任如不能侵犯消费者的权利，不能造成环境危害，这就不是自愿而是必须履行的了。

　　●中国最缺的始终还是社会权力，这是目前中国所面临的一个很大问题。

　　企业社会责任不应摊派

　　新京报：现在有一个很热的话题，就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江平：这其实也是一个很有争论的问题。自由主义经济学派中，有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讲过，企业最大的社会责任就是为股东赚钱，这是一种观点；现在也有另外一种观点，就是企业不能只维护股东的利益，还有职工、消费者、环保、社会生态等等。现在有一种声音要加强企业的社会责任，甚至要搞企业的社会公民运动。我们现在的公司法写进了社会责任，这个社会责任当然不是给股东挣钱了。除了股东利益之外，还要注意到职工、消费者、生态环境、资源等问题。我看中国的现状，提这个还是很好的。但是不要倒过来，把社会责任看成是摊派，派给它一些本应该由政府或其他机构承担的责任。

　　新京报：对于企业来说，承担企业的社会责任必须是自愿的吗？

　　江平：不一定。有些社会责任如不能侵犯消费者的权利，不能造成环境危害，这就不是自愿而是必须履行的了。

　　宪政包括两个方面

　　新京报：有人曾经说过，宪政是管政府的。从一个法律人的角度，你是否同意这种概括？

　　江平：这只是宪政的一个方面，从国家的宪法来说，或者说从英国的大宪章一开始，当然是限制政府权力，限制国王权力的。宪政就是要给老百姓权力，政府和国王的权力不能为所欲为。我为什么纳那么多税？必须在议会、在政府里面有发言权。从这个意义上说，宪法本身是政治权力的分配，但是不要忘了，宪政还有第二个方面，就是人民的权力。所以，任何国家的宪法实际上是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国家权力怎么分配，一个是人民权力。是总统制还是总理制？议会有多大的权力？是君主立宪还是共和国？权力要有制约，这里讲的是公权力。第二个方面，老百姓的权力，人民对政府有哪些权力？我有没有言论、结社自由，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些基本的人权必须得到保障。从这两个方面讲就更完善了。

　　新京报：你不止在一次演讲中提到，孙志刚事件涉及宪法问题，什么机构来履行这一职责比较好？

　　江平：有的国家有宪法审查委员会，绝大多数国家都有宪法法院。我们原来想搞宪法委员会，现在明确了，由全国人大委员会来行使违宪审查的权力。

　　新京报：私权和公权发生冲突的时候，个人总是处于弱势，这种状况应当如何改变？

　　江平：这个问题确实比较明显。我们有一套法院的行政诉讼机制，你可以告。另外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社会团体的责任，还有我们的违宪审查。在美国，私权被公权侵犯，都是到人权委员会。那就是联邦法院，搞宪政的。欧洲国家在制度设计上，也很注重人权的保护。就这点来说，制度设计非常重要。

　　社会权力不可忽视

　　新京报：你特别强调社会权力，为什么？

　　江平：社会权力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有一个社会组织。在我国，现在要设立一个社会组织是难上加难，民政部不批准你。我们拿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世界各国的环境保护，主要是靠社会权力。国家需要多大的机构来管？不太可能。而私人的力量又很有限。所以，世界各国环境组织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在环境保护的这个领域里面，社会组织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甚至比政府的力量更强大。日本到南极捕鲸，那么多的社会团体去拦阻。它们没有国家权力，到公海捕鲸，国家权力管不到了。在这件事情上，社会权力就相当大了。保护自然资源、野生动物、生态环境，这些都非常重要。其前提是，你必须有众多的，能代表每一部分人利益的群众组织和社会团体。在世界其他地方，农会、复员军人协会特别多，这种真正健全的自治、自律的团体，能够代表一部分人的声音。

　　新京报：实际上，你刚才说到的社会权力，实际上是一种私人利益和诉求的集合。

　　江平：是啊，因为任何个人行使权力的能量终究有限。美国为什么有强大的工联？这个工联很厉害，它就是代表工人来说话的，它一号召罢工就罢工。法国也是这样。罢工不都是捣乱，是维护工人的权利，要实现工人的利益。

　　新京报：物权法的实施和它所引起的反响，是否可以作为民众私权意识觉醒的象征？

　　江平：中国现在最鲜明的特点是，物权法也好，其他民事法也好，人们的私权意识觉醒了，私权的意识扩大了。公权力现在要逐渐加以限制，更多的从管理型变成服务型。这已经被明确提出来了，但要真正做起来还是非常困难。因为谁都不想放掉手中的权力，再加上权力可以拿到很多利益，所以这个进程步履维艰。但是，中国最缺的始终还是社会权力，这是目前中国所面临的一个很大问题。

　　江平

　　

　　1930年12月出生，浙江省宁波市人。曾任北京政法学院副院长、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1983年-1988年）；中国政法大学校长（1988年-1990年）；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88年-1993年）；中国法学会副会长（1988年-1992年）；中国经济法研究会副会长1985年至今）；北京仲裁委员会主任（1995年至今）。现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民商法博士生导师。

　　●只要我认为，我的良知，我的良心告诉我应该怎么去做，我就不会违背。

　　●总结起来无非是一句话，知识分子终究有一个命运的概念。家事国事天下事，终究会关心，你和这个命运终究联系在一起。

　　●生活底线实际上是道德底线。再怎么说，我们做人还应该有一个道德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