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四姊妹》 作者：(美)金安平　　版本：三联书店2007年12月版 定价：28.00元

　　本期的一书二评所选的书是史学家史景迁的夫人金安平所著的《合肥四姊妹》。台湾学者蔡登山对于旧人掌故了如指掌，在《温婉与慧黠》中，蔡先生对于金书中的一些史实提出商榷，而罗亦男的书评则着眼于全局，不仅观其主干，而且观其枝叶，对于全书风格作出了自己的品评。

　　诗人周良沛在悼念卞之琳的文章中说：“他与张家小姐诗化的浪漫，在圈内早是公开的秘密。我这晚辈，看着说话做事，总是认真得不能不感到严肃的他，是没有勇气开口谈这些事的。有次，偶尔讲到《十年诗草》张家小姐为他题写的书名，不想，他突然神采焕发了，不容别人插嘴，完全是诗意地描绘她家门第的书香、学养，以及跟她的美丽一般的开朗、洒脱于闺秀的典雅之书法、诗词。这使我深深感动于他那诗意的陶醉。我明白了，年轻诗人首次于爱的真诚投入，是永难忘怀，无法消褪的。虽然只是梦中的完美，又毕竟是寂寞现实中的安慰。”文中所说的张家小姐，就是张充和女士，也是沈从文的小姨子。

　　而国际著名学者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的夫人金安平（Annping Chin）女士在《合肥四姊妹》中译本的序言中说，张充和女士及其夫婿傅汉思（Hans H. Frankel）曾是史景迁1960年在耶鲁大学求学时的老师，她是透过张充和才写成该书的。在书中她写道：“卞之琳最近以九十高龄辞世（案：卞于2000年12月2日在北京去世），大家都知道，他对充和一直不能忘情。他早就知道自己无缘成为充和的意中人，但还是给她写了许多信，直到充和婚后，仍然继续。他还搜集充和写的诗歌、小说，拿到香港去发表，事先并未知会充和。”而晚年张充和回忆当年，她觉得卞诗“缺乏深度”，人也未免“不够深沈”，“有点爱卖弄”。但卞之琳的友人及学生都说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戴着高度的近视眼镜”，“清的面颊又常常不加修剪”。似乎不像张充和所说的，金安平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充和不仅善讽，还有很强的思辨力，这种女人岂能轻易放过卞之琳这种男人！卞之琳自称诗人，把瓦雷里、魏尔仑挂在嘴边，同时又是充和的裙下之臣，要充和不揶揄他也难。”

　　前尘往事，对张充和而言，或许已是云淡风轻，但对卞之琳而言，却是情深一往！尤其是卞之琳诗句中所吐露出的真情，可说是“情到深处无怨尤”！而这在金安平的书中却简单地一笔带过。秉笔直书，不为亲者讳，为治史者的基本要求。当历历往事已化为动人的诗篇，似乎不能简单地视为诗人的自我多情，而对卞诗“缺乏深度”的揶揄，更是有失公允。因此笔者曾写了《记忆中永远的甜蜜———记卞之琳与张充和的一段情》，虽然爱情很难说谁是谁非，但态度无疑是重要的。有的人会把它当作“记忆中永远的甜蜜”，有的人会把它当作“灵魂的惟一伴侣”，像顾颉刚之对于谭慕愚，可说是“五十年来千斛泪，可怜隔巷是天涯”，一段半世纪的柏拉图之恋；而徐志摩之于林徽音，虽最终男婚女嫁，但扪心自问谁又何尝不是对方的“灵魂伴侣”呢？

　　最近偶翻黄裳先生的《珠还记幸》（修订本），在1981年12月11日卞之琳给黄裳的信中说：“……《八方》第四辑上所刊充和的两篇少作，是我得她本人许可而转去的。1937年秋冬间我刚到成都，从大学图书馆的旧报副刊上，抄录下她这样的散文二三十篇，她是知道的。去年在她家里谈起，我回国后找找，只仅存这两篇，纸破字残，我清抄出两份，她看后指出其中一处，“城隍庙”原系“城墙垛”的误排，在香港发表，未及更正，而且还新增了两处小错字。她当年在靳以编的《文丛》第一期上还有一篇《黑》，忘记了署名什么，你如能在上海什么图书馆找到此刊，把这篇短文复制一份寄给我看看，就非常感激了。”这信不但粉碎了金安平“事先并未知会充和”的法，还让我们感觉到诗人的深情款款，数十年如一日。这也难怪黄裳先生在提到这封信之后，写下的一段话说：“历久不衰的钟情，珍惜对方的文字留痕，千方百计地搜寻并张罗印出；对方的一颦一笑，都永不会忘记，值得咀嚼千百遍的温馨记忆永远留在心底。这一切，都在淡淡的言语中隐隐约约地透露出来了。”

　　□书评人 蔡登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