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死的日子:澳大利亚“死亡日记”

【9/30/2007 9:42:55 AM】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Dawn/编译
 
  


  


霍恩夫妇的“死亡日记”已经结集成书。



  当澳大利亚著名作家唐纳德。霍恩得知自己患上绝症时,他没有痛苦和恐慌,而是决定把最后的日子平静如实地记录下来。他的妻子玛芳威一直陪在他身边,同时也把丈夫生命中最后几周写了下来。这些罕见的死亡日记现在变成了一本书,将于下月出版。我们从中节选部分内容,读着这些章节,你会发现,原来面对死亡,我们也可以满怀勇气、幽默和爱。

  2005年1月,6点左右,我从梦中惊醒。梦里妈妈和外婆为妈妈结婚时(那是1921年的事)该穿什么样的礼服吵个不停。但直到8点,我才完全清醒过来,觉得自己精力充沛,可以从一摊烂泥的状态中爬起来,并关掉氧气机了。

  氧气机呈浅褐色,矩形,约70厘米高、40厘米宽。它发出低低的嗡嗡声,看上去像个小水箱,只是上面有旋钮和刻度盘。它所制造出来的氧气,通过两条塑料软管送到我的鼻孔里,有效地舒缓了我那个纤维肺所导致的呼吸不畅问题。

  它的主要部件放在隔壁的书房里,那两条亮绿色的塑料软管与一组套管相连,它们像蛇一样在地板上静静趴着,好像在悄悄等着把谁绊倒。如果我起来走动,它就跟着我四下巡游,有时反会被家具绊住。不用的时候,它们被盘成一卷,挂在床头一个吊钩上。一般来说,在整夜睡眠之后,白天我只有感觉难受时才用氧气。但医生告诉我,将来我大部分时间或者一整天都要用氧气。而且,如果病情按照他们预计的进度发展的话,到时还要使用吗啡。

  我回到床上又躺了一会。一般来说,如果我睡得不错,都会在床上再赖一会,做个白日梦,幻想自己已经病愈,虽然这是不可能的。然后我就像进行一种仪式一样开始一天的生活:慢慢走到卧室的阳台,打开窗帘,向花园里那些高大的飘着一丝柠檬香味的橡胶树问好。再慢慢走到书房,卷起百叶窗,透过玻璃门看看阳台上摆着的几大罐薰衣草;下楼去到起居室,途中不忘调节一下软百叶窗板条的倾斜角度,然后走到铺着瓷砖的入户阳台,站在那儿满怀热情地观赏街景,尤其是对面的房子。这是我长期以来的习惯,每天早上我都觉得自己是在欣赏爱德华。霍珀的画,而我就是那“沉默的目击者”。

  我用一种特殊的铝制工具把送报人扔在阳台上的报纸拿起来。像我这种病人,必须避免弯腰这样的危险动作,否则会导致呼吸困难。如果我还想去厨房,就得从便携式氧气罐里吸点氧提提神。

  多年来都是我用玛芳威自制的餐盒把早餐端上楼。她从超市买来一个塑料箱,在上面加了竹子把手,这样可以一手提着早餐,一手扶着楼梯往上爬。现在,她又对这一设施进行了改良,在楼梯顶部加装了简单的绳索轮,站在上面一拉,早餐就上去了。

  我努力坚持自理生活,尽量把日子过得像以前一样,以免玛芳威太累。她长期患有骨关节炎。因此,虽然我年龄比她大,却一直认为,到了晚年,肯定是我在照顾她。在我的想像中,她会躺在床上,一边勇敢地与疾病博斗,一边吩咐我为她跑腿。但是现在恰恰相反,却是由她来照料我。她把家里管得井井有条,同时添置了许多新的东西,以方便我与疾病搏斗。

  肺纤维化,或者肺间质疾病,或者纤维性肺泡炎―――我得的这种病有很多名字,同时也有很多原因。医生说我这种是先天的,我的理解就是原因不明。也许是微生物感染,也许是吸入了不该吸的气体或者粉尘。这种疾病会导至肺部形成疤痕组织,然后肺部变厚,导致呼吸困难。

  事实上,如果追根溯源,可以说我得这个病已经很多年了。1998年,玛芳威刚在医院做了髋关节置换手术回到家,我就被诊断出患了肺炎。在重症特别护理病房里,两名心肺专家站在我的床头,就此病可能导致的后果和用药剂量进行热烈讨论,其中一项内容就是假如出现肺纤维化可能采取的治疗手段。可能采取的治疗手段?当时听到这样的话觉得还是挺乐观的。

  最后我恢复得还行,获准出院回家。我记得自己坐在餐桌前,看着玛芳威,很得意地说:“我们俩都活着回来了,不错啊,是吧?”

  但到了1999年3月,在对我进行检查后,我们的家庭医生认为有必要对我的肺部进行定期监控。我跟着一位肺病专家开始新一轮治疗。他定时来我家,一年四次。最初几年他没有发现什么,我们在一起只是愉快地聊聊天。到2003年初,情况有所变化,我开始呼吸不畅,有时甚至睡不着觉了。

  我的病突然恶化,给我的感觉就像是肺泡发生了一次塌方,然后它们之中大部分开始硬化,变得毫无用处。医生告诉我一个事实,听起来像黑色幽默:最不幸的是我太晚患上了这种病,如果我现在才40多岁的话,还有可能进行肺移植。

  2004年7月下旬,病情一度好转,几乎有趋于正常的感觉。但三周后,又来了一次“塌方”,弄得我喘不上气。一个月后,我从一所山间度假别墅给那位专家打电话,说我好像一下子被送到了海拔几千米的高原上。

  第二天,我们提前结束休假,回到悉尼。在医院我得知,短短几周,我的肺部功能下降了15%.医生把我所使用的强的松剂量提高到30毫克,但“预后如何,尚不确定”。预后如何尚不确定?―――我们意识到这是一种委婉的说法,其真实意思我们完全明白:我的末日已经开始。

  玛芳威和我站在诊室外面,谁都没有说话。我们手牵着手,眼中含着泪水。不是因为害怕死亡,而是为我们的关系将走到尽头感到悲痛。这种关系甚至超越了我们两个人的存在,我以为它会像恒星一样永恒。

  药物加量后我稍觉舒服,但晚上躺在床上,当“塌方”一阵阵袭来时,我就想像肺部露出一个个小洞,飘出一缕缕轻烟。我走路时慢得就像蜗牛,几乎挪不动步。即便去附近的超市买件东西,只走一小段路,我都累得不行。到2004年底,我在爬梯测试和登山测试中的得分都降到最低。

  生病前我一直在写作。但现在,由于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会在怎样的状态下活着,我怀疑自己是否还能拿起笔。我把自己要做的事列了个清单,左看右看,一件件念出来,感到无比沮丧。

  每天我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睡觉,我开始反复做同样的梦,梦见我被两张布满铁刺的床挤在中间,动弹不得。我想我可以和别人聊聊天,或者自己看看书,但是写作恐怕是不太可能了。在又一次住院回家后,我似乎真的放弃了写作的想法。我费劲地拿出一叠稿纸,但没法集中精力,只是抖动着把稿纸从一只手放到另一只手上,忘了我在哪儿,正在干什么。我感到头痛,本来计划一天做的事要用好些天。

  我不能忍受这样的状况。想到总有人关切地问我的病情,问我关于生命的想法。于是我有了一个念头:写一本书,一种日记形式的东西,一个正在走向死亡的人的生活全记录,他的想法的全记录。

  我不知道它最后完成后将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别人有没有兴趣看这样的东西。毕竟死亡是每个人都会面临的结局,一天一天流水账似的写下来有什么意思呢?不过无所谓,我自己对这个想法兴趣浓厚。将来没有力气写的时候,我还可以用录音讲述,当然我不知道自己那时候还有没有力气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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