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纳德·霍恩作品:《澳大利亚:幸运之邦》。

　　从一开始，我在唐纳德身上就发现了最美妙的东西，那就是叶芝所说的“朝圣者的灵魂”。在读书的时候，唐纳德就已经“在路上”。他无尽的精力、想像力和好奇心引导他发出质疑，进行分析，他总是试图从周围的世界中找出意义。

　　我和唐纳德第一次说话是在1958年，当时我们在一个记者聚会上相遇。我24岁，他36岁。聚会结束后，我们决定一起去附近英皇十字区的咖啡店小坐，当时那里是悉尼知识分子和文艺青年常去的地方。我们出门时，他的助理编辑在后面冲他喊：“别让她到我们这儿工作―――我们这儿已经有很多记者了。”唐纳德后来在他写的一本书中提到了这件事，说他没有把我变成他的同事，而是变成了他的妻子。

　　虽然年龄有差距，我们两人在知识背景和情感方面却十分相似。我们都热烈向往18世纪启蒙运动的许多思想。我们都很喜欢“享乐”。我不知道“享乐”或者幸福对别人来说是什么意思，但对我们来说，它是指家庭和睦，朋友亲密。我们总在一起吃吃喝喝、旅行、游戏、读书、看电影、听音乐、欣赏戏剧和展览，到处都是笑声。我们真是幸运，能在一起过这样的生活。

　　当唐纳德的主治医生所指派的临终护理人员第一次到我们家时，是我给他们开的门，两个男医生一名女护士。在他们见到唐纳德之前，我请他们坐下来跟我聊聊天，因为有一个问题我不想当着唐纳德的面问。

　　我们在煤气取暖器旁坐下，我跟他们介绍了唐纳德的大体情况，向他们表达了感激之情。然后我提出了那个问题，我一直急切地想知道答案。

　　“如果他死在家里，我应该怎么做呢？”我问。

　　一阵沉默。

　　别叫救护车来，“那位年长的医生说：”他已经病了这么长时间了，你不必慌张。如果你叫了救护车，警察随后也会赶来的。如果他在夜间去世，你就一直等到早上，然后打电话给医生，让他过来开具死亡证明。然后你再打电话给殡仪馆的人。“

　　死亡证明。殡仪馆。我被这些悲哀的词语吞没了。

　　我记不起来，我是从何时开始接受“唐纳德即将死去”这一事实的。也许是18个月以前，当第一批氧气瓶被送到家里来的时候。从理性上和感情上来说，我们都知道死亡不可避免，每一个人迟早都要面对这一天。但是当死亡真的来临，我却感到胆怯。因为他是唐纳德，我的丈夫，我的爱人，我的朋友，我永恒的伴侣。我怎么面对这一切呢？

　　唐纳德和以前一样，陪在我身边。我们尽自己所能，想让生活显得和平常一样。我的一大人生信条是做一个合格的马拉松选手，我的口号是“不到最后一刻决不轻言放弃”。现在，最后一刻就要到来。但不是如我期望的那样―――我们两人一起，他将独自一人启程。我们突然意识到，有很多事情，我们将来再也不可能一起做了。我们努力从这个悲哀的事实中寻找乐趣。

　　“你再也不会问我，有什么话要说了，”我忧伤地说。以前唐纳德每次决定出门散步时，总是问我有什么话要说。“我也找不到什么人可以说话了。”

　　“你会找到人说话的，”他安慰我说：“不过没有人会像我一样，不想听也得听。”

　　病倒之后不久，唐纳德就不能出门了，后来他甚至不能下楼，连从卧室去书房，或者去温室的走廊上站一会都办不到。我决定，如果女儿茱莉亚或儿子尼克不在家，我决不离开家门。如果唐纳德突然死去―――这完全有可能―――我们之中至少有一个人要呆在他身边。

　　唐纳德去世前四天，是9月4日，父亲节。他没有吃那块庆祝蛋糕，在我和尼克、茱莉亚喝茶、聊天时，他在吮吸医院开给他的营养液。他依然和我们开玩笑，但显然要费很大的劲。

　　第二天，凌晨5点半，我正在半梦半醒之间，护士敲开我的门，说唐纳德一直在叫我。我跑过去安慰他，让他安静下来。然后出来和护士喝了一杯咖啡，我对她说我一直觉得对唐纳德照料得不够好。她说，其实应该把他送进一所临终关怀中心，这听起来有些残忍，但其实很合理―――“让别人去照顾他，而你只管爱他。”

　　唐纳德的呼吸很费力，我知道结局即将到来。

　　用适当的辅助手段，减轻临终者的痛苦，对此我一向是毫无保留地支持。我们听说过很多士兵在战争中打死那些受重伤同伴的故事，我觉得他们的行为完全可以理解。

　　到早上的时候，我已经决定，去临终关怀中心。我跟唐纳德说了，他表示同意。

　　我们在一家天主教会办的临终关怀中心找到一间单人房。他们派来了救护车，医务组人员看了看唐纳德的情况，一度考虑用机械爬楼装置把他运下来，但最后认为使用普通的折叠椅就可以了。

　　这将是唐纳德最后一次离开这个家了。曾经那么多次，我们一起出门，我无数次看着他提着手提箱走下楼梯，看着他翻检着他那个巨大的挎肩皮包（那是我多年前在佛罗伦斯买给他的生日礼物），看是否带齐了所有物件。现在，在这最后一次旅行中，他再没有机会再带上它。他只带着一盒药片，还有我。

　　在救护车里，我坐在唐纳德身后，抚着他的肩膀。我们在一起呆了差不多50年，我知道他现在需要温柔的谈话。医务人员不停地检查他的脉搏和血压，和我聊着天。之前她曾把我拉到一边，说担心唐纳德会在途中去世。

　　这次行程很短。茱莉亚已经等在那里，尼克也来了。他患了重感冒，所以我们不让他留在关怀中心过夜。临走时，他紧紧拉着父亲的手。唐纳德专注地看着他，好像过了一个世纪似的。然后，这个一向不习惯直接表达感情的父亲说：“我爱你。”尼克弯下腰，吻了他一下。

　　我又回家去拿夜里要用的东西，虽然急着赶回中心，赶到唐纳德身边，我还是抽时间拿了一个小花瓶，摘了一小束薰衣草放在里面。在医院，唐纳德总是喜欢看到能让他想起家的东西。

　　我和茱莉亚在病房吃了一顿晚餐，听着唐纳德安静的呼吸。我们不知道他还将这样呼吸多久―――几个小时，还是几天？

　　一位牧师走进来。我向她解释说，虽然我和唐纳德都分别来自信教的家庭，但我们俩是自由人文主义者。她把手轻轻放在唐纳德床上。“我不认识你，”她说：“但我为你所做过的一切谢谢你。”这个，算是临终祝福吧。

　　在临终关怀中心，唐纳德的呼吸变得轻松了一些，没有那种刺耳的喘息声了。他显得前所未有的平静，睡得非常自然。

　　我看到这一切，心中暗自高兴，同时想是否应该早点坚持把他送到这里来。唐纳德一直不愿离开家，作为一个总是不断分析自己的生活，要在世界上发现意义的作家，他也许试图通过体验这种人们都将面对的过程，获得某种残酷的满足。

　　当休息时间来临时，我换上了睡衣。为什么我这么坚决地遵循日常生活习惯？为了他，我想。他的眼睛闭着，但我不知道药物是否仍然让他保有意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不希望让他看到我乱了阵脚，以为我已经慌了，崩溃了。

　　我躺在他旁边的床上。护士们不时悄悄地走进来，看看他的情况，为他翻翻身，当他们离开时，我总是喃喃地道着谢。

　　我知道，死亡正慢慢走来。

　　（注：唐纳德。霍恩于2005年9月8日去世。新南威尔士州立大学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纪念他一生的工作和贡献。玛芳威。霍恩仍然生活在她和唐纳德共同生活了40多年的悉尼家中，继续自己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