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多丽丝？
【10/19/2007 10:00:43 AM】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康慨
1
三年中的第二个英国作家，四年中的第二位女作家，104位得主中的第11位女性，多丽丝·莱辛今年的获奖显得非同寻常。瑞典学院们的老爷们似乎罕见地
抛弃了诺贝尔文学奖107年来的地理和性别规则——假如真有这样一种心照不宣的规则的话。
但越是如此，就越说明莱辛女士获选的理所应当，以及现在，马上，立刻就表彰这位87岁老妇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最近几天，我们已经听到了许多用汉语发出的欢呼、质疑，或不屑一顾。然而我十分怀疑，作为中国读者，我们是否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我们的喜悦果然真诚吗？
原因在于，我们错过了那个时代，而莱辛的到来又显得太晚。
她1962年的《金色笔记》被公认为女性主义文学的经典之作，彼时西方战后的女权运动高潮刚刚起步，此书之出现，让万千苦闷女性找到情感的寄托和思考的方向。许多人因此认为，这本书改变了她们的一生。
而在中国，《金色笔记》出版时，已是崭新的21世纪。此时的女权运动，已在西方出现了深刻危机，它的理论登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时，则干脆绕过了普通女性，绝无往日作用于街头和家庭的直接力量，仅仅局限在狭小的学院深处，至多作为一种理论性的，边缘化的学术（而非社会的）批评工具而存在。中国的女性解放，走的是一条不需要知识分子和作家的，不同于西方的路。
简单而言，《金色笔记》的中文版终于到来时，已是过时之物。不管有没有今天的诺贝尔奖，我们该错过的都已经错过。此前，连它的作者也被视为过气的作家，很少有人认真对待。这本书又太厚，封面也太难看，评论家不怎么待见，更难讨得大众的欢心。现在即便有了诺贝尔奖的金字招牌，莱辛的热度又能维持多久？半年，还是一年？
2
11月11日开奖后，一片欢腾的英国文坛及时表达了敬意和认可。
“我高兴死了。”布克奖得主AS·拜亚特（AS Byatt）说，“哈洛德·品特2005年获得此奖的时候，我非常难过，以为多丽丝再也不会得到它了。”
文学批评家罗伯特·麦克鲁姆（Robert Mc Crum）也说：惊奇之处不在于莱辛的得奖，而是她竟然未在几十年前就得到此奖。
作家本人同样不觉得意外，她对这份至高荣誉的反应一如既往，丝毫不懂谦谦之道。
“我已经赢得了欧洲所有的奖项，所有的牛菖大奖（every bloody one）。”她说，“我很高兴把它们全得了，一个也不落。”
但至少有一位美国人不买账。耶鲁教授哈罗德·布卢姆对美联社说，瑞典学院的决定是出于“纯粹的政治正确”。
此前被广泛看好的一众美国作家，如菲利普·罗斯、约翰·厄普代克和诺曼·梅勒，再一次与世界文坛最高荣誉失之交臂。自1993年获奖的托妮·莫里森算起，瑞典学院长达14年忽视北美大陆，似乎应验了近年来的一种激进判断：这是欧洲对美国的惩罚，是对发动战争的布什政府，以及在政治立场上相对羸弱，缺少行动的美国作家阶层的惩罚。
“尽管莱辛女士曾以一种少有的绝佳品质开始其写作生涯，但我发现她过去15年的作品完全无法卒读……四流的科幻小说而已。”布鲁姆说。
布鲁姆先生是素来跟女权分子过不去的，而莱辛女士的科幻小说（她自称“太空小说”）也确实无人喝彩。但诺贝尔文学奖不是作品奖，而是作家奖；不是即时的年度奖，而是终身成就奖。布鲁姆教授说的也只是“过去15年”，在他开列的那份著名的“西方正典”书目中，多丽丝·莱辛的《金色笔记》赫然在目。
他的不敬言辞料也不会有损莱辛的半世英名，亦不会消减人们——尤其是那些过来人——对她的巨大敬意。
伦敦大学学院英文教授约翰·穆兰（John Mullan）今年曾为卫报书友会采访莱辛，期间亲眼目睹了读者对她的爱戴。老太太刚在门口露面，人群便爆发出欢呼。看到人们向她提问时的场景，穆兰立刻意识到，“莱辛具有诺贝尔奖得主必不可少的一项特质：读者们相信，他们的人生曾经因为她而改变。”①
1972年，另一位多产女作家乔伊丝·卡洛尔·奥茨从美国到伦敦，拜访她心目中的女神：“……正是许多照片上的那张脸，我阅读已久也仰慕已久的那个‘多丽丝·莱辛’。”奥茨写道，“终于见到她了，在这个显赫、自信、优雅的女人面前，我感到几欲虚脱——如在梦中———变得透明。”②
女作家毛琳·弗雷利（Maureen Freely）是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的英译者，对多丽丝·莱辛心怀感激三十年。她回忆自己在1970年代刚生完孩子时，困于德州某处市郊，一筹莫展，无人关爱。孩子愣不长肉，而她婆婆觉得母乳喂养是扯淡，每晚到她房中唠唠叨叨，说孩子挺不过今晚。“但我知道他会。我知道我们都会。我们有多丽丝·莱辛，她站在我们这一边。”莱辛书中的女主人公让她找到认同，尽管前者身处30年代的罗德西亚，但她们处于同样糟糕和绝望的境地，面对家中的老妖婆，莱辛的女人不屈服，她毛琳也不会被压垮。
“只有一位作家能有如此的魔力：穿越时代和阶级、政治和文化的藩篱，对遍及全世界的读者，对每个人倾诉，仿佛房中再无他人。”毛琳·弗雷利写道。③
我没有这样的切身体会，但是我想我知道她说的是什么。类似的表述，当年我们可以从五四时代《玩偶之家》的读者，风雷时代《青春之歌》的读者身上看到。
三年中的第二个英国作家，四年中的第二位女作家，104位得主中的第11位女性，多丽丝·莱辛今年的获奖显得非同寻常。瑞典学院们的老爷们似乎罕见地
抛弃了诺贝尔文学奖107年来的地理和性别规则——假如真有这样一种心照不宣的规则的话。
但越是如此，就越说明莱辛女士获选的理所应当，以及现在，马上，立刻就表彰这位87岁老妇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最近几天，我们已经听到了许多用汉语发出的欢呼、质疑，或不屑一顾。然而我十分怀疑，作为中国读者，我们是否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我们的喜悦果然真诚吗？
原因在于，我们错过了那个时代，而莱辛的到来又显得太晚。
她1962年的《金色笔记》被公认为女性主义文学的经典之作，彼时西方战后的女权运动高潮刚刚起步，此书之出现，让万千苦闷女性找到情感的寄托和思考的方向。许多人因此认为，这本书改变了她们的一生。
而在中国，《金色笔记》出版时，已是崭新的21世纪。此时的女权运动，已在西方出现了深刻危机，它的理论登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时，则干脆绕过了普通女性，绝无往日作用于街头和家庭的直接力量，仅仅局限在狭小的学院深处，至多作为一种理论性的，边缘化的学术（而非社会的）批评工具而存在。中国的女性解放，走的是一条不需要知识分子和作家的，不同于西方的路。
简单而言，《金色笔记》的中文版终于到来时，已是过时之物。不管有没有今天的诺贝尔奖，我们该错过的都已经错过。此前，连它的作者也被视为过气的作家，很少有人认真对待。这本书又太厚，封面也太难看，评论家不怎么待见，更难讨得大众的欢心。现在即便有了诺贝尔奖的金字招牌，莱辛的热度又能维持多久？半年，还是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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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1日开奖后，一片欢腾的英国文坛及时表达了敬意和认可。
“我高兴死了。”布克奖得主AS·拜亚特（AS Byatt）说，“哈洛德·品特2005年获得此奖的时候，我非常难过，以为多丽丝再也不会得到它了。”
文学批评家罗伯特·麦克鲁姆（Robert Mc Crum）也说：惊奇之处不在于莱辛的得奖，而是她竟然未在几十年前就得到此奖。
作家本人同样不觉得意外，她对这份至高荣誉的反应一如既往，丝毫不懂谦谦之道。
“我已经赢得了欧洲所有的奖项，所有的牛菖大奖（every bloody one）。”她说，“我很高兴把它们全得了，一个也不落。”
但至少有一位美国人不买账。耶鲁教授哈罗德·布卢姆对美联社说，瑞典学院的决定是出于“纯粹的政治正确”。
此前被广泛看好的一众美国作家，如菲利普·罗斯、约翰·厄普代克和诺曼·梅勒，再一次与世界文坛最高荣誉失之交臂。自1993年获奖的托妮·莫里森算起，瑞典学院长达14年忽视北美大陆，似乎应验了近年来的一种激进判断：这是欧洲对美国的惩罚，是对发动战争的布什政府，以及在政治立场上相对羸弱，缺少行动的美国作家阶层的惩罚。
“尽管莱辛女士曾以一种少有的绝佳品质开始其写作生涯，但我发现她过去15年的作品完全无法卒读……四流的科幻小说而已。”布鲁姆说。
布鲁姆先生是素来跟女权分子过不去的，而莱辛女士的科幻小说（她自称“太空小说”）也确实无人喝彩。但诺贝尔文学奖不是作品奖，而是作家奖；不是即时的年度奖，而是终身成就奖。布鲁姆教授说的也只是“过去15年”，在他开列的那份著名的“西方正典”书目中，多丽丝·莱辛的《金色笔记》赫然在目。
他的不敬言辞料也不会有损莱辛的半世英名，亦不会消减人们——尤其是那些过来人——对她的巨大敬意。
伦敦大学学院英文教授约翰·穆兰（John Mullan）今年曾为卫报书友会采访莱辛，期间亲眼目睹了读者对她的爱戴。老太太刚在门口露面，人群便爆发出欢呼。看到人们向她提问时的场景，穆兰立刻意识到，“莱辛具有诺贝尔奖得主必不可少的一项特质：读者们相信，他们的人生曾经因为她而改变。”①
1972年，另一位多产女作家乔伊丝·卡洛尔·奥茨从美国到伦敦，拜访她心目中的女神：“……正是许多照片上的那张脸，我阅读已久也仰慕已久的那个‘多丽丝·莱辛’。”奥茨写道，“终于见到她了，在这个显赫、自信、优雅的女人面前，我感到几欲虚脱——如在梦中———变得透明。”②
女作家毛琳·弗雷利（Maureen Freely）是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的英译者，对多丽丝·莱辛心怀感激三十年。她回忆自己在1970年代刚生完孩子时，困于德州某处市郊，一筹莫展，无人关爱。孩子愣不长肉，而她婆婆觉得母乳喂养是扯淡，每晚到她房中唠唠叨叨，说孩子挺不过今晚。“但我知道他会。我知道我们都会。我们有多丽丝·莱辛，她站在我们这一边。”莱辛书中的女主人公让她找到认同，尽管前者身处30年代的罗德西亚，但她们处于同样糟糕和绝望的境地，面对家中的老妖婆，莱辛的女人不屈服，她毛琳也不会被压垮。
“只有一位作家能有如此的魔力：穿越时代和阶级、政治和文化的藩篱，对遍及全世界的读者，对每个人倾诉，仿佛房中再无他人。”毛琳·弗雷利写道。③
我没有这样的切身体会，但是我想我知道她说的是什么。类似的表述，当年我们可以从五四时代《玩偶之家》的读者，风雷时代《青春之歌》的读者身上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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