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我心中的西南联大———纪念西南联大建校70周年》之序言，此书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今年11月1日是西南联大建校70周年。联大北京校友会汇集师长、同学及与联大有密切联系者撰写的110多篇文章，编成《我心中的西南联大》一书，从各个侧面记叙西南联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民主科学传统、学术自由风气、大师如云盛况以及异彩纷呈的业余文化生活等等。

　　西南联大值得怀念的是它的自由宽容、博大深宏的学风。团结师生的唯一凝聚力是爱国主义。国民党时期，全国高校都要上“党义”课。教者照本宣科，课堂稀稀拉拉，学生勉强应付。西南联大不设“党义”课，以伦理学代“党义”，全国院校只此一家。全校学生分为四个大班，由哲学教师四人分担。当时没有容纳这样许多人的大教室，就在露天上课，记得哲学系讲师齐良骥、石峻、王逊都教过伦理学，冯友兰先生也教过一个班，在大树底下讲课，他戏称这是“杏坛设教”。

　　联大教授重创新，都以讲自己的教材为荣，讲现成的教科书为不光彩。这也是其他大学稀见的。联大抓体育抓得很紧，功课都及格，体育不及格不能毕业。还规定文科学生必选一门自然科学，理科生必选一门人文科学。目的在于培养通识人才。

　　入学第一年，英文、国文(语文)都是重点必修课，必须学好，这两门不及格，不能升级。

　　平时学生考试，不必按照教师的讲义来答卷，意见与教师相反，只要有根据，也可以拿高分。记得经济系陈岱孙教授开《财政学》，这是一门既有理论又要联系实际的课程。经济系的同学说有一年考试题目是“假若我当财政部长”。西南联大之所以人才辈出，既有个人的努力，也与这个鼓励创新的学风有关。

　　西南联大没有什么独特之处，其实就是原来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奉行多年、行之有效的方针，就是“海纳百川，心系天下(爱国主义)，百家争鸣，不断创新”，也就是“五·四”精神在教育方面的具体化。办学方针实事求是，教学方式百家争鸣，不强求纳入一个模式。同一课程，如“唐诗”，闻一多与罗庸两人观点不同。一样古文字学，唐兰与陈梦家不同。同一课程，同一教授，今年与去年不同。教授之间，互相听课，师生之间可以互相保留不同的学术观点，撰写论文。学生可以不同意导师的见解，只要持之有故，有充实的根据，教师可通过他的论文。

　　我在西南联大先当学生，后来又当教师。我是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第一批研究生(一共招过两届，我是第一届)。研究生与北大几位导师教授同住在一个宿舍(靛花巷)又在同一个餐厅开伙食，因为房间小，分在两处用餐。师生们朝夕相处谈学问，也谈生活，议论政治也随时讲些历史掌故，师生关系十分融洽。据我所知，这种师生之间互相关心帮助的风气，三校其他院系也有。如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学生帮助老师买菜，物理系的吴大猷夫人患急病，学生朱光亚背着送医院。此种故事甚多，无须多举。师生之间朝夕见面经常地交流，有学术的，有思想的，这有点像古代的书院。北大文科研究所，正所长是傅斯年，副所长是郑天挺，罗常培戏称郑天挺先生为“山长”(古代的书院的导师及主持人)。

　　如问联大何以能创造奇迹，可以明确回答，这奇迹来自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西南联大关心天下大事(外抗日寇，内争民主)、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尊重别人的民主传统，“五·四”的火炬在联大师生手中传承下来。当时云南有地方政府对重庆的干预有所抵制。这种环境下，也增长了西南联大民主运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