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1986,原名蒋冰之。湖南临澧人。1927年首次以丁玲笔名发表小说《梦珂》。1930年加入左联，曾任左联党团书记，《北斗》主编。1933年被国民党特务绑架，软禁南京。1936年脱身，投奔长征后的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延安时期，任边区文协副主席、执委，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等职。1949年第一届文代会当选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副主席，1950年被任命为文协党组书记。1951年获斯大林文学奖金。1955年起受批判，于1957年以“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之名获罪，下放北大荒劳动改造。“文革”期间入狱，1975年出狱，发往山西长治市郊老顶山公社嶂头村落户。1979年1月重返北京。至1984年中组部9号文件，彻底恢复名誉。

　　主要著述

　　中短篇小说《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韦护》、《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长篇小说《母亲》、《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散文随笔《风雨中忆萧红》、《“三八节”有感》。

　　铁凝任中国作协主席的消息发表，使我第一时间想起一个人。

　　在铁凝这一代女作家——包括王安忆以及更早的张洁等——之前，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当中，实际上只有一个女人曾经做到跟男人在文坛分庭抗礼，只有一个女人一度从风头上盖过了男人，也只有一个女人在历来由男人掌控的文坛权力走廊上走得最远、最深，最接近于这权力体系的中心。这唯一的女人，就是丁玲。

　　五四新文学以来，女性作家即为一道醒目的风景。20世纪上半叶，我们在其中次第看到了“四杰”：冰心、丁玲、萧红、张爱玲。极有趣的是，这四人个性迥异，风格截然，每个人的形象都非常鲜明。

　　冰心文雅、善良、博爱，绝对正派，她将这种品性一直保持到生命终头——从文章到做人。萧红，极度感性、细腻，充满灵气，像一个精灵，连同她的弱小；她是“四杰”里最富天才气质的人。张爱玲，混和了现代大都市的新锐和旧式贵族的高卓与孤傲，她远离了人流，却对生活看得最透，对人性，她见得更深、更锐。

　　那么丁玲呢？

　　大器，大气，这是谁都没有而她独有的气质。试着想一想，《太阳照在桑乾河上》这样的作品，冰心、萧红、张爱玲，无论谁，写得出否？我以为写不出。原因不在技巧，说到技巧，丁玲很高，但其他人尤其萧红和张爱玲也不弱，甚至更强。明显在于笔力。丁玲的笔力，遒劲、浩大、坚实、强烈、辛辣。她很女性，然而绝无一丝女儿态。惯常的或者说由男性文化长期调驯出来的女儿态，无论思想主题还是言语口吻，冰、萧、张处都有一些，唯一没有的是丁玲。确确实实没有，丝毫不见。

　　她的个性，不单毫无温良恭顺、俯首低回的传统的中国女儿态，连传统中国男人所擅长的虚与委蛇的心态和行径，也被排斥和蔑视。她原本是不懂得掩饰自己的。长久以来，她谈吐畅快，举止豪放，笑怒随意。

　　自信、骄傲，甚至达到那样的程度，以为凭手中一枝笔，就能够立于不败之地。1936年，丁玲从南京脱离国民党控制，曲折抵达保安，毛泽东专为丁玲到来赋诗一首：“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毛泽东所赠诗句，有诗意化的过誉，但也许丁玲的内心所读，却颇以此自诩。其心理根据有两个，一是“五四”以来新文学作家普遍自命的“启蒙”的社会角色，一是丁玲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在荣誉与抱负方面所特有的性别意识。这两个心理根据，足以使丁玲把“纤笔一根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当做现实的自我生命价值定位，予以追求和实行。她真的觉得一枝“纤笔”，可以所向披靡，成就极大的事业，并且仰仗着它使自己成为绝不愧于须眉的堂堂的女人。

　　延安文学的发展状况，明显分为两个阶段——《讲话》前和《讲话》后。《讲话》之前，大城市涌来的知识分子，因为没有解决好观念和文学语言的问题，创作普遍低迷，实际了解和阅读一下当时的作品，很难发现有力和成功的例子。浓郁的城市洋学生腔调和色彩，置于黄土高原那种原始朴素背景下面，不光不协调，甚至滑稽。很多人患上了这种“失语症”。他们仍然在写着，但艺术上陷于停滞，有的还退步。给人感觉是写不下去，或者不写更好。

　　丁玲却不在上述“规律”之内。她在1939年重拾自己的“主业”——小说创作，这一年她写了《新的信念》、《秋收的一天》、《县长家庭》等短篇，虽然不多，却是1936年以来第一次在一个年份之内，如此集中地创作小说。尤堪讶异的是，刚刚正式恢复小说创作，很短的时间，她就立刻找到极佳状态，达到毕生创作的第二个高点。

　　标志是第二年（1940）写出来的《入伍》、《在医院中》（初名《在医院中时》）和《我在霞村的时候》。特别后两篇，水准之高，在我看来完全越过了她过往的任何作品。

　　1942年三四月间，是延安文学乃至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转折点。2月至3月，延安文化艺术界非常活跃，出现一连串现象：讽刺画展、墙报《轻骑队》和《矢与的》、针砭时弊的系列短剧《延安生活素描》，以及《解放日报》文艺专栏的一组短文——《“三八节”有感》打头，次第发表出来的还有艾青《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还是杂文时代》和王实味《野百合花》。这些现象，促成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的《讲话》，也促成了文艺整风。3月31日的《解放日报》改版会和4月1日文艺专栏停刊则是这一切的序幕。

　　无论如何，丁玲一段时间以来在写作上的良好自我感觉和期许，以及由此生成的潜心创作的打算，与现实发生很大差距。她遭遇严重的困难。这困难，不仅是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也是艺术上的。政治上，《“三八节”有感》和南京被捕的经历问题，都曾经是很大的麻烦，由于毛泽东的念旧和中组部部长陈云的秉公处置，她一时渡过难关（多年后却再度置其于绝境）。思想上，她真诚反思，决意洗心革面。艺术上，十分明显，丁玲陷入低谷，而且是从那样强劲上升的态势陡然转向低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