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所选内容均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经典性论述，这些内容备受思想界的关注，是读者不可不看的经典妙文。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和永恒相联系的悲剧式艺术家，在西方，特别是在哲学界影响巨大，甚至宗教界也不能对他在宗教方面的真知灼见置若罔闻。
《培根人生论》充满了作者对人世的通透洞察，体现了作者的现实主义与其道德理想的完美融合，是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古典人文主义价值观念和政治理想的集中体现。在英国首版后，这部书即以文笔优美、语句简洁、趣味隽永、格言精妙而大受欢迎，多次再版重印，历四百多年而未衰，被译为世界上几乎所有文字。它与《蒙田随笔录》、《帕斯卡思想录》一起，被人们誉为欧洲近代哲理散文三大经典。
任何一个没有偏见的人拿起尼采的著作，都会发觉它们才气横溢、光彩夺目、豪气冲天。当然，这里面也夹杂了夸张和神经质式的自我陶醉。在这些著作中，尼采以非凡的勇气和惊人的洞察力轻而易举地颠倒了各种公认的观念，奚落了一切美德，赞扬了所有的邪恶。尼采并没有建立一个封闭而庞大的哲学体系，他只写散文、格言和警句；在他的字里行间并不证明什么，只是预告和启示；但恰恰不是凭借逻辑推理而是凭借神奇的想象力，他征服了全世界；他献给人类的不只是一种新的哲学，也不仅仅是一首诗或一段警句，而且还是一种新的信仰、新的希望、甚至新的宗教。
人是一个生命的存在，所以，他（她）有物质性的需求，古人云：食色，性也；但他（她）不是纯粹动物性的存在，他（她）同时有着精神的追求，古人云：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人是自由的，所以他（她）可能为善，也可能为恶；无论是在物质性的生活中，还是在精神性的生活中，都存在着善与恶的区分。
人是有理性的，所以他（她）可能选择为善，也可能选择为恶；无论是选择为善，还是选择为恶，都有一定的理由和根据，都是可以言说，可以讨论，可以改变的。
人是有意志的，他（她）的行为是有目的、有追求的实践活动，动物的活动受本能的自然法则的支配，而人的实践则是受自由意志的支配，可以进行道德上的善恶评价，他（她）应该对其行为具有责任意识，并承担责任。
我们讲述人类法律历史的故事，通过一些典型个案而追寻人类法权历史的印迹，为的是寻求当代人的自由和权利。我们坚信，历史并非心灵的负担，相反，它是照亮心灵的光芒！正如一位科学家所说?“我们的现在仅有一部分是自己造成的，而绝大部分是从过去传来的。我们的所知所想不是因自身智力之弦的拨动，而是由未知这块不毛之石下面涌出的一眼新泉，它是由久远之前的遥远小河补给的，流过我们并贯穿我们的溪流。正如今天我们的思想和言谈将与未来人的思想相融合并形成他们的思想一样，回首过去，我们可以从今天自己引以为荣的观点和看法中追溯到古人思想的影响。”
书中通过对美国不同地区的10个地方政府案例的研究，比较全面地介绍了作为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美国在地方政府治理方面的经验。通过这本书，读者可以获得关于美国地方政府治理的完整轮廓，同时也为我们地方政府治理创新提供了可资参考和借鉴的丰富材料。
亨利·大卫·梭罗因其在文学和政论上的杰出作品而闻名于世。而在1848年，当梭罗还不为人所知的时候，他的一位朋友哈里森·布莱克就深深地感觉到梭罗是一位出色的“精神导师”，并向他寻求精神上的帮助。从此之后的13年里，梭罗一直不间断地给布莱克写信，表达了自己对人生、社会、国家、历史、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深刻感悟，而本书就是所有这些信件的汇编。
在梭罗的笔下，自然、人以及超验主义理想交融汇合，浑然一体。他在信中所展示出的淡泊的人生态度和超乎寻常的智慧，具有永恒的意义，如同当年对布莱克以及其他朋友产生的影响一样，直至150多年后的今天，这些信件仍然会激起读者强烈的内心共鸣。
在三十年的职业生涯中，塞缪尔·G·弗里德曼在新闻工作和新闻教育两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媒体的真相》一书中，弗里德曼与年轻记者们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他和读者分享了自己从高中校刊做小记者到大学毕业后走向社会，直至成为著名记者的奋斗经历。在做这些工作时，他有对传统的继承，也有随着时代发展的创新。无论是做广播采访、电视报道、网络博客，还是偏远地方的冷僻新闻，弗里德曼的目标都是在采访、写作、思考、探究的过程中，塑造一个优秀记者的思维习惯。
在当今社会，随着媒介形式的巨大变化，新闻行业和新闻记者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而弗里德曼以他新奇的观念和激动人心的故事，为已经或即将踏入新闻行业的人们提供了富有睿智的指导和灵感。
《读书》创刊于1979年，是一本以书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评论杂志。《读书》关注书里书外的人和事，探讨大书小书涉及的社会文化问题，推介不同知识领域的独立思考，展示各种声音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向以引领思潮为己任。是中国三十年来思想文化变迂的见证者。
知识分子——不论是作为个体还是群体，始终是《读书》关注的焦点之一。本书精选了十年中所发表的部分有关文章，意图展现一个世纪中知识分子的存在与社会演变的关系，既为了纪念逝者，也为了留住对历史的记忆。
《读书》创刊于1979年，是一本以书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评论杂志。《读书》关注书里书外的人和事，探讨大书小书涉及的社会文化问题，推介不同知识领域的独立思考，展示各种声音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向以引领思潮为己任。是中国三十年来思想文化变迁的见证者。
《读书》创刊于1979年，是一本以书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评论杂志。《读书》关注书里书外的人和事，探讨大书小书涉及的社会文化问题，推介不同知识领域的独立思考，展示各种声音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向以引领思潮为己任。是中国三十年来思想文化变迂的见证者。
本书主要反映这些年《读书》围绕中国的经济改革所作的关于三农问题、国企改革问题、经济与道德和公平与效率以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讨论与争鸣。
《读书》创刊于1979年，是一本以书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评论杂志。《读书》关注书里书外的人和事，探讨大书小书涉及的社会文化问题，推介不同知识领域的独立思考，展示各种声音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向以引领思想为已任。是中国三十年来思想文化变迁的见证者。
这辑文选从一个有限的侧面反映了九十年代以降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和认真探索。如今许多人在一种怀旧的气氛中回忆八十年代，也常常有人将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加以对比，说明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和思想热忱。然而，我们的“小小十年”真的那样贫乏吗？这是剧烈转变的时代，这是一个常常让人感到困惑的时代，但这也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真诚地投入思想探索和社会实践的时代。相较于八十年代对于西方的崇敬，这个时代的思考中渗透了新的文化自觉；相较于许多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颓败，中国的知识分子力图重整思想的旗帜，建立批判的阵地；相较于过去时代的声调相对单纯的讨论，这个时代的思想空间容纳了更为丰富和多样的声音。这套小小的精选集是一个深刻改变我们社会的大转变时代的见证，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中勤奋探索的侧影。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小小十年”埋藏着未来的种子。
戈尔巴乔夫改革20年后人们仍旧在问，是否需要改革？
改革是否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使然？
那些使改革停止并导致苏联解体的不幸事件是不可避免的吗？
改革给社会和世界带来了什么？
留下了哪些遗产？
读者会在书中找到答案。
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首先是对资本主义——或者他所谓的‘市场经济’——本身的一个批判。全书的总体论点是‘十九世纪文明’的解体并不是由于类似侵略或者革命这样的外因造成的，而是 ‘社会为了避免被自我调节的市场的行为所毁灭而采取的措施’造成的结果 。根据波兰尼，以功利主义对人类社会的理解形成的药方为基础而建立一个经济体系从总体上说是不可能成功的，这种理解以‘看不见的手’范式和自由放任原则为其基本理论要素；这样一种奠基于个体的获取动机（gain motive）和对饥饿的恐惧之上的‘自我调节的’经济体系‘从其本性来说就是不可能的’。这种不可能性揭示出这样一个事实，即作为市场体系基础的制度结构具有自我毁坏的性质并且使得资本主义社会不稳定。”
这不是一本历史学著作，但历史学家可以从中得到大量鲜为人知的可靠史料。这不是一本经济学著作，但对中国经济改革作了深刻的经济分析。这不是一部政治学著作，却给读者提供了许多政治方面的论述。这不是一部社会学著作，人们却可以从中了解中国社会在改革过程中的社会变迁。这是一本学术著作，但读起来那么轻松愉快，因为是用记者的生动文笔来表达深邃的学术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