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2月14日 星期五 阴
学校已停止供给每个寝室的煤、偏偏这两天又下雪了，一切都像在故意捣乱！
晚，同世夫、桀国去“平安”观影片The Adventure of Mark Twain［“马克• 吐温历险记”］，男女演员都是最适当的扮演是角的人选，女主角吕美丽尤其不同凡响。
Mark Twain的一生历尽了多少苦头，一直奋斗到老年，还在为债主旅行讲演于世界各地。生活磨励了他的灵魂，他更坚强了，更和平了。“Mark Twain, Ha!Ha!”这笑声响彻了世界，打破了黑暗、沉寂和冷笑。一切的阴谋都在他的笑声下发抖，但是这笑的背后又进行着多么严肃的战斗啊！

1947年2月15日    星期六 阴
下午，写读书报告。
父亲来信，叫把代他买的书寄回去。
写日记对于我简直是一种累赘。

1947年2月16日 星期日
蕴刚先生有信来，要我写一篇较长的稿子。他说他们的刊物已经改大了，要我写好在二十日以前寄回，这怎么成呢？今天才接到信，就是立刻动笔也赶不上时间了。况且，写甚么题目呢？
一年前，我还算比较爱写东西，近来简直没有这个兴趣了，就是写笔记也觉得似乎用不着，不必要，何况写文章呢！我想：一来因为没有空暇；二来因为懒于提笔，况且还需要有一套理论呢。至少，我现在是这样想的：写东西最费力，又费时间，写都不说，誊起来最头痛，要叫我把字的笔画写清楚，似乎比砍头还为难一样。辛辛苦苦地写，为的是甚么？简直有点玩物丧志。明末大儒颜元他们谆谆斥责，岂无道理？况且，又不一定写得出啥子大道理，还不是剽窃他人，何苦多此一写？再说，文章的效能也是值得检讨的：第一，是不是有人看？第二，即使有人看了，我们的文章就算尽到了责任吗？我向来是反文化派，是不是也该见诸行动了？况且，如果我的思想是错的，写成文章介绍给别人，给那些根底差的人看了，岂不是大错特错了吗？……唔，不敢再往下想，愈想愈没有理由写文章。似乎我自己应该立一条戒律：
“从今以后不写无病呻吟、抄袭剽窃、摇旗呐喊的世界上无此不少的文章。”
今天到北平图书馆读了一整天书，午饭也是在里面吃的。
读Engels的《家族、私产及国家之起源》，翻开封底一看，上面盖有一个“禁书”二字的印章，我不知这是在剿共时代盖的呢？还是在日本人统治时期盖的？

1947年2月18日 星期二
两眼几乎望穿了的罐头，今天终于从天而降了，原来是Milk，每5人领5磅［原文如此］。我对于这样的食物，实在并不太感兴趣，不过时值学期考试在即，加以近来差不多每在不到吃饭时就饿了，而且是饿“惨”了，有奶粉倒可以“补”几天算几天。
读新城新藏著《东洋天文学史研究》，倒的确算得一本研究。因为天文学常识太差，只选看了几处关于中国历法、二十八宿起源的文章，等大考以后，还准备继续读。

1947年2月19日 星期三
近来因为考试的关系，图书馆骤然热闹起来了，楼上楼下、窗子下、桌子角都坐满了人，每天都要忙着抢位子和抢参考书，真是有点使人神经太紧张。假使北大图书馆平常也是这样，那将来北大出的学者之多将不可限量！呜呼，此之谓读书！此之谓学问！此之谓教育！
近来，我已从图书馆中撤退出来，有人问我何故，我说：“平常我是图书馆的中坚分子，图书馆常常靠我等撑场子，现在大家要挤了，我可就要休息了。”
其实，挤的原因之一，大概是因为近来停电的关系。

1947年2月20日 星期四
下午无课，上北平图书馆。
先借到一本Terrien de Daconperice的The Babylonian Character，虽然只有薄薄十几二十page,但内容真是妙绝，不禁把我也读笑了。不过，此书构思之巧，确是煞费苦心，怪不得此公学说风行一时。假如我是欧洲人，说不定也赞成他的说法。
后来又在期刊室读《科学》第11卷第16期翁文灏先生的《最近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的发现》（题目大概是这样）。不想同一期《科学》上面还有好些好文章，如向达先生的《纸的历史》（？）、王国维的《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的新学问》（？）及新城新藏及饭岛忠夫关于天文学的文章。

1947年2月21日 星期五
因为明天考“社会学”，于是今天最无聊了。上午在图书馆坐了四个钟头，真是如坐针毡，一连换了四种书：《当代社会学说》、《古代社会》、《先史考古学方法论》（滕固译，Oscar Huletins原著）、《经济学批判》（K.Marx原著，刘曼译），一本也没有好好念几页。
下午，继续在图书馆呆坐了两个钟头，借了一本《中国大观》来消遣，随即跑回三院来读了几page的《哲学的贫困》。
《世界日报》上有一篇妙文，是龚德柏质问彭学沛的“广告”，真是倚老卖老，夸大已极，倒是这些年来不容易看见的文章。“狂者进取”，能这样做的又有几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