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说呢？凑合吧。好的时候他说得好着呢，他也知道他做得不对，一喝酒就把握不住自个儿。一天晚上他喝多了回来（一般都是晚上，出事那天也是晚上），没说两句话，又乒了乓啷地打，我就躲出去了，等他睡着了我才回来。第二天我就跟他聊这事，我说：“你这算怎么回事啊，一喝多了你就这样，你就不能少喝点儿酒？”他说：“也是，昨晚的事怪我，你没有做得不对。”到了这份儿上，就是好的时候，我脑子里也老想着今天说这么好，一打我就跟谁都不认识似的。高兴了你这样，一喝酒一不高兴，你就成那样了。一对比，我就觉得从心里一直放不开，高兴时也放不开，就觉得这心里……

　　

    1996年12月3日晚上，他又喝酒了，喝得挺多的，晚上9点多回来的吧。我记得中午他就没在家吃。他做的饭，没在家吃。在这之前，他已经连续几天12点多出去喝酒，一喝就一天，差不多转天早上四五点钟才回来，那天他回来算早。他回来时，我正躺在床上看电视，孩子已睡着了，他面红耳赤地进来，走路也不稳。我说：“你又喝酒了吧。”他满不在乎地说：“我没喝多。”他总这样觉得自己挺有把握的，上床后他想和我做爱，我没同意，一方面对他这么喝酒我有些生气，觉得喘不上气来。再一个我也特别反感他喝多了以后那种粗暴的行为。他要这天喝酒了，我准没好。我当时觉得，那样我还真不如死了，就没同意。当时他搂着我脖子，说：“你不同意，我打你，你信不信？”我说：“那怎么不信，我太信了。”大约过了10分钟，他开始用手“啪啪”地打我的脸，我从床上坐了起来，他又用拳打我后背，打得特别重，从县公安局转到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时，已经个把月了，我身上的青瘀伤还有呢。当时我心想：还不是喝完酒就老这一套呗，跑不了这一套，我就没理他。

　　

    当时天很冷，我上身就穿一个跨栏背心，冻得直哆嗦。我想穿上衣服把孩子送到婆婆那儿去，我出去转个弯，我能消消气，他也能消消气，时间长了他睡着了就没事了。可没想到那天，他就是不让我走。而且他不但打，嘴里还嘟嘟囔囔地骂人，接着他又提我们家的事。

　　

    刚才跟您们说了，我13岁就没了母亲，我们家兄弟姐妹6个，我大哥、我弟弟、我妹妹这几年先后因心脏病去世了。我妹去世时还留下一个4个月大的孩子，我父亲不久后也去世了。他说我们家人“克人”。还说：“你呀，你好不着，就你们家的死鬼全缠着你呢。你想好你都好不了。我看了，今儿你家就得死一个。”我非常气愤，我上了一天班，回来忙一堆家务，刚躺下，他回来了，我没招他没惹他，打我一溜够，完了这家还得死一个，这是从哪儿说起呀？过会儿，他又接着说：“你把我勒死了吧，我活腻了，今儿个我就活到头儿了。”

　　

    （她又一次停了下来，漠然地望着窗外。窗外干枯的树枝在微风中战栗。等了一会儿，我们试探着问她当时发生了什么事。）

　　

    当时他不是那么说了吗，我就把我裤子上系的红腰带解了下来，系在了他脖子上。当时脑子乱极了，腰带怎么系上去的我都不知道，我只记得他一动也没动。我也想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动。他当时要是稍微动一下，我想也不会发生现在这种后果。也许是这么多年挨打积聚在心里的愤怒太多了，真是被气疯了。真不知是怎么回事。我走他不让走，其实我走了，他睡着了也就没事了。真的，很有可能就没事了。多少年，多少回，不就这么过来的吗？这回为什么就非不让走，就非得“死一个”了呢？

　　

    当时孩子吓得哇哇直哭，我让孩子把邻居叫了来，让她去报案，接着我自己也去了公安局。当时我也不想活了，但我不想死得不明不白。枪毙我也好，叫我怎么也好，我得说出来这些年窝在我心里的火。我什么错也没犯被他打成这样，到最后还被逼到这一步。

　　

    后来法院判定我犯了故意杀人罪，开始我真想不通啊。在我的记忆中，我连一只鸡都没宰过，我怎么就成了杀人犯了？现在想起来我真是挺后悔，觉得自己挺窝囊的。我爸爸是一名教师，从小就教育我们最起码做个好人，不能做个坏人，不能干坏事。那会儿，我们家6个孩子，加上爷爷奶奶、爸爸妈妈10口人，吃不上饭，饿得身子骨都长不开,都像我这样。生产队大片的玉米地没人看管，但我爸绝不允许我们去掰一个棒子吃。其实，挨饿的年头村里好多人都做过这种事，可我没做过。我连做梦都没想到我竟然能杀人，自己真是太不懂法，从来不知道国家法律能管这方面的事。但凡知道有这样一个制度，我也不能干这种事。所以我也愿意把自己的经历说出来，让与我有类似遭遇的姐妹，不要再走我的路，还是寻求法律的帮助来保护自己。

　　

    （访谈结束，分手时，她又一次提到了孩子——）

　　

    前几天，我们当地政府负责帮?的干部来这儿告诉我，他们准备把我女儿送到一所学校去念书，区里负责孩子的生活费和学费。这些年孩子一直是我婆婆带着，现在老太太年岁大了，身体也不好，也没什么经济来源。区政府这么关心孩子，我心里真是挺感动的。我特别想孩子，尤其是刚来服刑的时候，一心就想见孩子，可婆婆不让见。现在有政府关心孩子,我也放心一些。孩子早晚有长大的一天，我也有出去的一天。在这儿，我能与家里通信，家人也能定期来看我。平时劳动、学习，做些缝纫或做一些什么的活计，周六、周日可以看电视。我现在的身体比在家那会儿强多了。我也没别的想法，就是好好地干活，遵守规矩，争取减刑，争取早日看到孩子。

　　

    访谈后记与点评：

　　

    受暴妇女为什么会走上杀夫之路

　　

    薛宁兰

　　

    2001年3月2日这天，在有关部门的协助下，我们被允许进入北京市女子监狱访问杨秀秀。她走到我们面前，单薄、弱小的身体，苍白、消瘦的面庞，使人很难将她与一个杀人者联系在一起。究竟是什么促使这样一个平时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竟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丈夫？就连杨秀秀也在反问自己：“我怎么就成了杀人犯了？”

　　

    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不过从杨秀秀的叙述中，我们还是可以捕捉到促使她杀夫的外在的社会原因与内在的个人原因。就前者来看，对受暴妇女社会救助系统的薄弱，包括社区内部缺乏暴力投诉和咨询服务机构，以及警察对家庭暴力介入和制止的不力，等等，是发生“以暴制暴”悲剧的社会防范体制缺失的原因；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尤其是亲友）固有的对待配偶暴力的观念，以及在这种男权观念支配下对配偶暴力超常的容忍，和对受暴者处境的冷漠与不助，是围城内的暴力得以持续并不断升级的重要原因。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及两个最能帮助杨秀秀免遭暴力的人：一个是杨秀秀的婆婆，她对儿子打媳妇，不仅感到高兴，还认为这是儿子有出息、有能耐的表现。另一个人是她的父亲，这位教师，虽然提议女儿到公安局去“备案”，但也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付诸行动。并且，他还有一个观点，如果女儿在家里游手好闲或者在外头找了别的男人，她丈夫打他，就是应该的。

　　

    就后者来说，杨秀秀本人对配偶暴力的性质，还存有模糊认识。她认为把挨丈夫打的事说出去“寒碜”，家里的事外人谁也管不了。她还把解决自己受暴的事当成了丈夫家和自己家之间的私事，简单地靠比较两家人数的多少来衡量事情最终的结果。法律知识的欠缺，也是杨秀秀错过解决问题良机、最终杀夫的一个原因。她错误地认为只要丈夫不同意离婚，就是到法院也离不了，从而轻易放弃了通过离婚结束暴力婚姻的机会；她也想过寻求公安机关帮助，但是，由于对社会和法律支持存有疑虑，以及害怕报案后解决不了问题，反遭丈夫打击报复，以致自己性命难保，她最终没有采取上述合法的借助公力的救助手段。

　　

    杨秀秀一案，再一次向社会发出警示：一味忍让，不是避免配偶暴力的良策；靠私力“以暴制暴”，更不是结束暴力的合法途径。今天，家庭暴力（包括配偶暴力）不再是“私事”，而是侵犯家庭成员基本权利和尊严的违法犯罪行为，每个人都应当及时予以制止、举报；国家及各级地方政府有责任采取必要措施，例如，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设立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机构，来预防和制止暴力。除此之外，政府还应当适时开展反对家庭暴力的公众教育运动，通过各种媒体，对现有法律、法规进行宣传，对典型案例予以剖析，以普及法律知识，转变公众在家庭暴力问题上所持的传统观念。这也不失为今后防止暴力升级，减少类似杨秀秀家庭悲剧重演的对策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