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上海后，机关给曾山安排了一处离机关很近的住处。那是一处银行家的洋房，说是为了照顾曾山。曾山坚持要先去看看。一看，条件太好了，房间很大，还有花园草坪，肯定超出规定。他马上就不高兴了，黑了脸说：“这地方不能住。”“住房只要有吃饭睡觉的地方就可以了，必须按规定办。”立即让机关另行安排小的房子住。

    我们在复兴中路住了一段时间。我们一家住在楼上，财委秘书长李人俊住在楼下。我们家用了三间房，一间是我们的卧室兼曾山的办公室，稍大的一间让五个孩子和保姆挤着住，另一间用作吃饭和接待客人。楼上还有不少房间，曾山让机关都给锁起来，不让用。他把房子里原有的沙发、地毯之类的贵重家具和花瓶、鱼缸等陈设，统统锁在其他房间里，不准家里人动用，不久都让国家拉走另派用场。

    到上海不久，我们把丁儿从江西老家接回身边。后来才知道，他在战争年代也受了不少苦。丁儿四五岁时，有一次，日寇“扫荡”，他和家人失散了，他跑到村外的树洞里躲了两天，才幸免遇难。婆婆那次可吓坏了，以后就时刻把他带在身边。婆婆对丁儿像命根子一样，万分爱护，一到念书年龄，省吃俭用也把孩子送进学堂。丁儿刚回家里时，对爸爸、妈妈都很陌生，吃饭时拘束得很，还老看我和曾山，看父母是不是真的。我很心疼，吃饭时就把好吃的挟到他的碗里，让他知道爸爸妈妈是真的。

    1949年底，我们又把孩子的祖母、伯母、叔母，还有孩子们的两个姐姐（曾山前妻所生）也从江西老家接到上海。我们一家十几口人终于团圆了，全家人都特别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