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期由李世民任统帅的几次大征战是：（一）武德元年六月到七月任西讨元帅拒薛举于泾州，战败。（二）八月薛举死，任元帅西征举子薛仁杲，十一月破降仁杲，平陇右。（三）十二月拜太尉陕东道行台尚书令，镇长春宫，关东兵马并受节度，开始担负经略山东地区的重任。（四）武德二年十月到三年四月破刘武周、宋金刚，平并州。（五）武德三年七月率元吉总统诸军征讨盘踞洛阳的王世充，四年三月窦建德救王世充，五月擒窦建德，降王世充，尽取山东地区，十月，加天策上将，位在王公上，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六）武德四年七月窦建德馀部刘黑闼又起事河北，八月徐圆朗举齐、兖之地响应，十二月率元吉击刘黑闼，五年三月破刘黑闼，再取河北，又遣淮安王神通、李破灭徐圆朗。早在破薛仁杲“俘其精兵万馀人”后，李世民就“与之游猎驰射，无所间然，贼徒荷恩慑气，咸愿效死”。以后经略山东地区，更放手汲引人才，培植私党。有文献可查的，如尉迟敬德本刘武周偏将，归降后李世民“赐以曲宴，引为右一府统军”。秦叔宝、程知节本从李密，后归王世充，李世民镇长春宫时归降，叔宝“事秦府”，“拜马军总管”，“寻授秦王右三统军”，知节“授秦王府左三统军”。张公谨“为王世充洧州长史”，“以州城归国”，“李骤荐于太宗，尉迟敬德亦言之，乃引入幕府”。刘师立“初为王世充将军”，“洛阳平，当诛，太宗惜其才，特除之，为左亲卫”。段志玄“从讨王世充”，“迁秦王府右二护军”。公孙武达“武德初至长春宫请谒太宗，从讨刘武周……又从平王世充、窦建德，累迁秦王府右三军骠骑”。屈突通“为太宗行军元帅长史，从平薛举”，“寻以本官判陕东道行台仆射，复从太宗讨王世充”，“寻拜陕东大行台右仆射，镇于洛阳”。宇文士及“从太宗平宋金刚”，“迁秦王府骠骑将军，又从平王世充、窦建德”。萧瑀当李世民为右元帅攻洛阳时“为府司马”。封德彝同时受诏“参谋军事”。钱九陇从太宗“平薛仁杲、刘武周”，又“从太宗擒获窦建德，平王世充”。樊兴“从太宗破薛举，平王世充、窦建德”。李安远“从太宗征伐，特蒙恩泽”。以上十四人都是李世民经略山东所招降邀结，而列入武德九年十月“功臣实封差第”名单中的，在因站在李世民一边为他夺取政权有功而列入此名单的二十七人中占了过半数。此外不曾列入此名单的还有：李君羡“初为王世充骠骑”，“叛而来归，太宗引为左右”。田留安为王世充征南将军，“帅众来归”，李世民“以留安为右四统军”。吴黑闼、牛进达也与秦叔宝、程知节同叛王世充来归。张士贵“从平东都”，而参与玄武门之役。薛万均初随罗艺，“及太宗平刘黑闼，引万均为右二护军”。戴胄仕越王侗、王世充，“太宗克武牢而得之，引为秦府士曹参军”。此外，李世民在武德四年消灭窦建德、王世充后，因“海内渐平”，“乃锐意经籍，开文学馆以待四方之士，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等十有八人为学士，每更直阁下，降以温颜，与之讨论经义，或夜分而罢”，实际上是以杜如晦、房玄龄两个亲信文士为首组织起来的一个秦府顾问班子。这批学士中，陆德明、孔颖达原在王世充辖区，王世充平，“引为秦府文学馆学士”。李玄道历任李密记室、王世充著作佐郎，“东都平，太宗召为秦王府主簿、文学馆学士”。李守素“代为山东名族，太宗平王世充，征为文学馆学士，署天策府仓曹参军”。虞世南先为窦建德黄门侍郎，“太宗灭建德，引为秦府参军，寻转记室，仍授弘文馆学士”。蔡允恭“没于窦建德，及平东夏，太宗引为秦府参军兼文学馆学士”。刘孝孙为王世充弟辩行台郎中，“洛阳平”，“太宗召为秦府学士”。以上平王世充后所得的有七人，占十八学士的百分之三十九。所有这些说明了一个事实：李世民在经略山东中大大扩充了实力。后来建成、元吉攻击他，说“秦王左右多是东人”，是确有事实根据的。

4、建成元吉以及玄武门之变

对秦府势力的扩张，李渊和建成、元吉采取什么对策。
如前所说，李渊此人是有才能的，并非通行历史读本中所说是什么“昏庸无能”，“连做个守成的中等君主也是不成的”人物，岂有听任派系、小集团危及自己权势之理。当武德初年刘文静和李世民相邀结，与李渊的第一号亲信裴寂闹对立时，李渊就坚决除掉刘文静，以维护其尊严。但自己的儿子看来究竟比外人可靠，因此仍旧沿袭传统习惯，让李世民担负经营山东的重任，同时叫元吉当李世民的助手，这也多少包含着牵制李世民的意味。无奈李世民的雄心决非杀个刘文静就能抑制，区区元吉更不在话下，公然把本来应该归公的平定山东胜利果实占为己有，不仅把收得的精兵良将作为秦府的私甲，把山东的文士谋臣作为自己的智囊顾问，而且凭“于管内得专处分”的特权，和李渊的诏敕相对抗。这就使李渊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对裴寂等亲信说：“此儿典兵既久，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也。”“自是于太宗恩礼渐薄”，“建成、元吉转蒙恩宠”。
建成、元吉也决非如历史读本中所诟骂是什么“纨绔无赖子”、“凶险”之徒。《旧唐书》所说“建成残忍，岂主鬯之才，元吉凶狂，有覆巢之迹，若非太宗逆取顺守，积德累功，何以致三百年之延洪，二十帝之纂嗣?或坚持小节，必亏大猷，欲比秦二世、隋炀帝，亦不及矣。”好像由建成、元吉来做皇帝，唐政权就会马上垮台，连秦二世、隋炀帝的结局都不如，也无非是受了《实录》、《国史》对建成、元吉所加诬陷之词的影响。然而篡改历史总是件心劳力拙的蠢事，今天仔细研读文献，仍不难看出建成、元吉对唐皇室的积极作用。李渊太原起兵后一直让建成、世民共同充当统帅，直到正式称帝为止，其间建成、世民都完成了任务，并无显著的高下优劣之分。元吉年龄小，以偏师留守太原，武德二年（619）并州被刘武周攻陷时他只有十七岁，失败的责任恐怕应该由辅佐他的窦诞、宇文歆等多承担一些。而且李世民也并非常胜将军，武德元年七月他所统率的主力就在泾州被薛举打得大败亏输。以后打王世充、打窦建德、打刘黑闼在李世民指挥下确实取得胜利，但元吉也参加指挥。如李世民和窦建德决战时“留元吉与屈突通围王世充于东都，世充出兵拒战，元吉设伏击破之，斩首八百级，生擒其大将乐仁昉、甲士千馀人”，这样才使李世民无后顾之忧。此时元吉才十九岁，在封建统治阶级中不能不说是早熟的军事人才。至于政事上，建成当了太子后“高祖忧其不娴政术，每令习政事，自非军国大事，悉委决之”。也就是让他学习主持日常工作。史书上也找不到他此时在政事上弄得如何糟的话，相反在这方面他起码在经验上要比李世民丰富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