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以平定山东而威权日盛，当然使身为太子的建成感受压迫，元吉也有自己的打算，不甘屈居李世民之下。于是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李世民。（一）在出征问题上，前此建成以太子身份留长安练习政事，除武德二年出兵盩厔镇压司竹园的“群盗祝山海”，四年出兵鄜州击破稽胡酋帅刘仚成的部落外，再未承担军事任务。而这两次都是长安附近的小规模作战，事罢即回长安，不能像李世民那样培植私人军事实力。元吉虽然出征山东，总还是李世民的副手，捞不到多少好处。现在趁李世民为李渊疏薄，他们赶快争取出任大战役的统帅。据《旧唐书•高祖纪》，武德五年（622）八月“突厥颉利寇雁门”，“遣皇太子及秦王讨击，大败之”。十月“遣齐王元吉击刘黑闼于洺州”。十一月“命皇太子率兵讨刘黑闼”。十二月“皇太子破刘黑闼于魏州，斩之，山东平”。六年七月“突厥颉利寇朔州，遣皇太子及秦王屯并州以备之”。八年六月“突厥寇定州，命皇太子往幽州，秦王往并州，以备突厥”。最后九年“突厥犯边，诏元吉率师拒之”，因玄武门之变而告吹。可见武德后期李世民已当不成大战役的最高统帅，这个重要位置已逐步为建成、元吉取代。（二）不仅公开取代统帅权，还用公开或秘密的手法来瓦解李世民已经结集的小集团势力。用金帛招诱尉迟敬德、段志玄、李安远等秦府将领，不成就加以排陷，曾下尉迟敬德于诏狱，要出程知节为康州刺史，连房玄龄、杜如晦这两个大谋士都被斥逐出秦府。武德九年玄武门之变前夕，还借元吉率师拒突厥的机会，“令秦府骁将秦叔宝、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等并与同行，又追秦府兵帐，简阅骁勇，将夺太宗兵以益其府”，要把李世民弄到彻底无拳无勇的地步。（三）和李世民一样大搞其结党营私，扩充东宫、齐府的实力。李世民有以杜如晦、房玄龄为首的谋士和秦府文学馆十八学士，建成有洗马魏征、中允王珪、左卫率韦挺等“尽心所事”的东宫官属。元吉也有王孝逸、张胤等齐王府文学。李世民有秦府私甲，建成则“私召四方骁勇，并募长安恶少年二千馀人，畜为宫甲，分屯〔东宫〕左、右长林门，号为长林兵”，元吉也和建成同样“募壮士，多匿罪人”。李世民有尉迟敬德、秦叔宝、程知节、段志玄等骁将，建成有薛万彻、冯立，元吉有谢叔方等战将。李世民的外援有在洛阳的张亮、幽州的王君廓，而幽州大都督庐江王瑗以及在河北地区的前宫千牛李志安、齐王护军李思行等则是建成、元吉的外援。在外边哪方面强固很难说，在京城里则建成、元吉的实力最后已超过了李世民，这在玄武门之变中表现得很明显，后面要谈到。
建成、元吉这么做，显然是得到李渊同意和支持的。其中如取代李世民出任统帅，斥逐房玄龄、杜如晦，让秦府精锐转属元吉等等，更非出之诏敕不可，很可能有些本来就是李渊的主意。但李世民毕竟也是亲儿子，处理起来多少要牵顾父子之情，不能像解决其他政治案件那样果断，那样干脆利落。例如武德七年曾发生庆州都督杨文干叛乱事件，此人“尝宿卫东宫，建成与之亲厚”，有人上变诬告“太子使文干举兵，欲表里相应”，这大概出于李世民一伙所指使，但李渊没有彻底追究，“惟责以兄弟不能相容，归罪于〔太子〕中允王珪、〔太子〕左卫率韦挺及〔秦王〕天策兵曹杜淹等，并流之巂州”，用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把建成和李世民双方的部属处理几个了事。因此两年后李世民和建成、元吉的矛盾进一步尖锐，到达水火不相容时，李渊仍不想作出果断措施，而准备召集这三个儿子，由他和重臣大僚裴寂、萧瑀、陈叔达、封伦、字文士及、窦诞、颜师古等来公断曲直。没有预料到李世民会发动玄武门军事政变，来个突然袭击。结果不仅建成、元吉当场被袭杀，李渊被迫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庶政皆决断”，两个月后更被迫内禅，成为毫无权力、真正“孤家寡人”式的太上皇，当了九年高等政治囚犯而死去，比隋文帝之见杀于杨广总算略胜一筹。
关于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门之变，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的中篇里已有所论述，这里只谈一点和陈先生稍有出入的看法，即这次军事政变对李世民方面来说实属“孤注一掷”。当时李渊之支持建成、元吉，李世民是很清楚的（这也是政变成功后急于要叫李渊退居太上皇的原因之一）。六月四日公断，以剪除过李世民羽翼刘文静的裴寂为首席大臣，其结果之不利于李世民也是可以预计的。即使公断后维持现状，不对李世民作什么大处分，元吉之夺取秦府精锐也是势在必行的，李世民眼看就要成为没有多少实力的空头皇子。再就双方当时的军事力量来看，这时东宫、齐府的兵力合起来已远较李世民在京城里所能控制的来得强大，如果不是在东宫、齐府兵到来前已将建成、元吉袭杀，出示建成、元吉首级使东宫、齐府兵瓦解，李世民一方肯定要失败。这种兵力?不敌，老于行阵的李世民等人岂能不知。所以玄武门之变实是李世民等人处在极端不利的困境中的冒险行动，其成败与否全在能否出其不意地把前来听候公断的建成、元吉袭杀。这当然没有十分把握，使见过大世面的李世民都弄得极为紧张，要占卜一下吉凶。
研究历史的首要任务当然是探索其必然性，但对偶然性也不宜忽视，更不能否认。就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说，太子和诸皇子以至对皇帝争夺最高权力的事情是必然发生的，但究竟谁胜谁败，像玄武门之变的结局那样，就不能否认有很大的偶然成分。

5、地域问题和世族庶族问题

以上各节具体分析了李世民和李渊以及建成、元吉各个派系各个小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总起来说明了一个事实，这种矛盾斗争只是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
是不是反映关陇人和山东人的矛盾，是关陇人和山东人之争?如果抓住建成、元吉所说“秦王左右多是东人”这句话，来个断章取义，好像有点像，好像秦王李世民确是山东利益的代表，而建成、元吉以至李渊都代表关陇旧势力。然而不然。（一）李世民结集的主要力量见诸“功臣实封”名单的，房玄龄（齐州临淄）、高士廉（渤海蓨）、柴绍（晋州临汾）、唐俭（并州晋阳）、秦叔宝（齐州历城）、程知节（济州东阿）、段志玄（齐州临淄）、张公谨（魏州繁水）、刘师立（宋州虞城）、李孟尝（赵州平棘）、王君廓（并州石艾）、张亮（郑州荥阳）、庞卿恽（并州太原）、樊兴（安陆）、元仲文（洛州）、秦行师（并州太原）、封德彝（观州蓨）诚然是山东人，萧瑀（兰陵）、钱九陇（晋陵）是江南人也非关陇人，而长孙无忌（雍州长安）、杜如晦（京兆杜陵）、长孙顺德（雍州长安）、侯君集（豳州三水）、刘弘基（雍州池阳）、公孙武达（雍州栎阳）、屈突通（雍州长安）、宇文士及（雍州长安）、杜淹（京兆杜陵）、李安远（夏州朔方）都是关陇人，而且长孙无忌、杜如晦、侯君集和山东的房玄龄、尉迟敬德、张公谨等同样是发动玄武门之变的主要人物。（二）建成的韦挺（雍州万年）、薛万彻（雍州咸阳）、冯立（同州冯翊）是关陇人。魏征（钜鹿曲城）、王珪（太原祁）却是山东人。元吉的谢叔方（雍州万年）是关陇人，李思行（赵州）、王孝逸（汴州）又是山东人。而且建成、元吉还想招诱李世民一边的山东人尉迟敬德、段志玄、李安远等为己用。（三）就是李渊也如此，在他称帝后公布的“太原元谋功臣”名单中，刘文静（京兆武功）、长孙顺德、刘弘基、殷开山（雍州鄠县）、窦琮（扶风平陵）、张平高（绥州肤施）、李高迁（岐州岐山）是关陇人。裴寂（蒲州桑泉）、柴绍、唐俭、刘世龙（并州晋阳）、刘政会（滑州胙城）、赵文恪（并州太原）、李思行、许世绪（并州）是山东人。李渊、建成、元吉和李世民在用人都明显地没有只要关陇或只要山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