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山东”这个地域名词，是战国秦汉以来的习惯用语，一般是指华山、崤山、函谷关以东的广大地区，在隋唐之际，狭义的一般多指今河南、山东（唐统划为河南道），有时更狭一点也可单指今山东，广一点则包括今河北（唐河北道）、山西（唐河东道），更广一点还延及长江中下游（唐淮南道）。专用关陇人，早在西魏北周确是如此。这是因为西魏北周所统治的只有关中以及陇西（后来加进剑南）这点地区，过黄河出函谷关便是东魏北齐的版图，长江中下游更是南朝梁陈的辖区，你要用山东人，山东人也不为你所用。所以西魏北周的统治集团只能是所谓“关陇集团”，执行所谓“关中本位政策”，尽管这个集团的大多数骨干本来都是随贺拔岳、宇文泰入关的山东人。北周灭北齐，隋继北周又并江南，统一全国，只要稍有头脑的政治人物到这时就不会再死守住关陇集团的老框框。大业时雍州万年人韦云起曾上疏说“今朝廷之内多山东人，而自作门户，更相剡荐，附下罔上，共为朋党”云云，炀帝令大理推究，少数山东人因之免官流配。可见在隋代山东人已多为中央任用，只是需要他们给中央出力，不准“自作门户”“共为朋党”而已。李渊继隋，当然也继续执行这一政策。由于他原任太原留守，现在山西地区人才如“太原元谋功臣”中的裴寂、柴绍、唐俭、刘世龙、赵文恪、许世绪等和关中人同样成为他起兵时的基本干部，一开始就突破了关陇的小圈子。他称帝后要引用的山东人则主要是包括现在河南、山东以及河北等地的山东人。这个任务在经略山东的过程中也已顺利完成，不过经略山东的统帅李世民从中打了个大埋伏，把这批理应归公的山东人才中绝大多数据为己有，以扩充秦府的实力，从而引起了建成、元吉的妒嫉争夺。当然，旧习惯势力的残馀总还会起作用有影响。李世民当上皇帝后“尝言及山东、关中人，意有同异”，也就是多少有点厚关中、薄山东，山东的定州义丰人张行成劝他“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以东西为限，……示人以隘狭”。说明这种用人问题上的地域界限即使在全国统一后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完全泯失。
李世民以及李渊、建成、元吉各个派系小集团是否分别代表了庶族地主和世族地主的利益?我看也不见得。所谓世族地主或曰士族地主，即旧史所谓“高门望族”或“门阀”、“右姓”，是起于东汉，经魏晋南北朝到唐代才逐渐没落的一种历史现象。大体说来，几代仕宦在中央或地方有一定声望权势的就可成为世族地主。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旧的世族地主会不断衰败，新的世族地主会不断涌现。在新世族地主涌现后，旧世族地主不仅不愿承认其原有地位之消失，甚至不愿承认新世族地主有和自己平起平坐的资格，于是出现了究竟谁算高门望族、谁不算之争。《新唐书》卷一九九《儒学•柳冲传》附载柳芳论氏族的文章中所谓：“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都是魏晋南北朝时出现的旧“右姓”（柳芳此文也完全是主张维护世族地主的论调）。《唐会要》卷三六“氏族”载苏冕所议：“创业君臣，俱是贵族，三代以后，无如我唐：高祖八柱国唐公之孙，周明懿、隋元真二皇后外戚，娶周太师窦毅女，毅则周太祖之婿也；宰相萧瑀、陈叔达，梁陈帝王之子；裴矩、宇文士及，齐隋驸马都尉；窦威、杨恭仁、封德彝、窦抗，并前朝师保之裔；其将相裴寂、唐俭、长孙顺德、屈突通、刘政会、窦轨、窦琮、柴绍、殷开山、李靖等，并是贵胄子弟。”则是本上述几代仕宦具有一定声望权势便是世族地主这个标准所提出的隋唐新“高门大族”。用柳芳的旧传统来衡量，无论李渊的“元谋功臣”、李世民的“功臣”以及建成、元吉所委信的人中出于“右姓”者都寥寥无几。从苏冕的新观念来看，李渊“元谋功臣”名单中的裴寂、窦琮、殷开山、刘政会，李世民“功臣”名单中的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高士廉、宇文士及、屈突通、萧瑀、封德彝、杜淹，以及两个名单中共有的长孙顺德、刘弘基、柴绍、唐俭，建成、元吉手下的王珪、韦挺、薛万彻，都已几代仕宦，可以算是世族地主；而李渊“功臣”中的刘世龙、赵文恪、张平高、李思行、李高迁、许世绪，李世民“功臣”中的王君廓、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秦叔宝、程知节、钱九陇、樊兴、公孙武达、李孟尝、段志玄、庞卿恽、张亮、元仲文、李安远、秦行师、马三宝，建成、元吉手下的魏征、冯立、谢叔方等又都只是庶族地主，有的甚至连地主出身都够不上。因此无论李世民、李渊、建成、元吉对世族地主、庶族地主、以至非地主分子都是兼收并蓄，并无成见。当然文官中世族地主多一些，因为?族地主条件好，容易掌握文化；而庶族地主以及非地主分子条件差，往往习于战斗，因此大多数成为战将。这无论在李世民、李渊、建成、元吉任何一方面都是如此。
《旧唐书•高士廉传》记载贞观十二年（638）高士廉等奉诏编撰《氏族志》时李世民所发的一段议论：“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冠盖，犹自云士大夫，……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我平定四海，天下一家，凡在朝士，皆功效显著，或忠孝可称，或学艺通博，所以擢用，……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重今朝冠冕，……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要修《氏族志》，是仍以门阀为贵的旧意识，不承认崔、卢等旧“右姓”，要把唐朝的功臣显宦定为新“右姓”，又是敢于突破旧传统的新思想。这种新旧糅合的思想意识，出于世族地主行将为庶族地主取代的过渡时期是十分自然的。若前此世族地主全盛之世，则决无出现这种思想意识的可能。《旧唐书》卷六一《窦威传》载李渊谓窦威：“比见关东人与崔、卢为婚，犹自矜伐，公代为帝戚，不亦贵乎?”也是和李世民同一思想意识。这又证明李渊、李世民在对待世族、庶族问题上是同等水准的历史人物。

6、太子承乾、魏王泰以及晋王治

李世民当上皇帝后，贞观年间他的儿子又学父辈的老样，分别形成派系，为争夺帝位的继承权而斗争。
李世民的儿子很多，照旧传统习惯，最有资格继承帝位的应是长孙皇后亲生的三个儿子李承乾、李泰和李治。承乾生于武德二年（619），是长子，李世民当皇帝后就立他为皇太子。据《旧唐书》卷七六《承乾传》，他“性聪敏，太宗甚爱之”。贞观九年（635）太上皇李渊死，“太宗居谅暗，庶政皆令听断，颇识大体。自此太宗每行幸，常令居守监国”。看来也并非无能之辈《承乾传》所说“及长，好声色，慢游无度”，“退朝后便与群小亵狎，宫臣或欲进谏者，承乾必先揣其情，便危坐敛容，引咎自责，枢机辨给，智足饰非”，“常命户奴数十百人专习伎乐，学胡人椎髻，剪彩为舞衣，寻橦跳剑，昼夜不绝，鼓角之声，日闻于外”，以及《新唐书》卷八〇《承乾传》所说“又好突厥言及所服，选貌类胡者，被以羊裘，辫发，五人建一落，张毡舍，造五狼头纛，分戟为阵，系幡旗，设穹庐自居”云云，当都是承乾败后或高宗朝修《太宗实录》所附会增饰之词。退朝后与群小相处，本是帝王常事。东宫所属执役警卫当有胡人，于是有太子胡化之说，其实太宗既可受“天可汗”之称，太子又何以不能一效可汗言行以为戏乐。至于宫臣进谏引咎自责，更与李世民之纳谏邀誉有何区别。而在李世民则为明君圣德，在承乾则为不才子恶迹。旧史好以成败论人，今日不应再为所惑。。只缘“先患足，行甚艰难，而魏王泰有当时美誉，太宗渐爱重之。承乾恐有废立，甚忌之，泰亦负其材能，潜怀夺嫡之计，于是各树朋党，遂成衅隙”。“尝召壮士左卫副率封师进及刺客张师政、纥干承基，深礼赐之，令杀魏王泰，不克而止。寻与汉王元昌、兵部尚书侯君集、左屯卫中郎将李安俨、洋州刺史赵节、驸马都尉杜荷等谋反，将纵兵入西宫。贞观十七年（643），齐王祐反于齐州，承乾谓纥干承基曰：‘我西畔宫墙，去大内正可二十步来耳，此间大亲近，岂可并齐王乎!’会承基亦外连齐王，系狱当死，遂告其事。太宗召承乾幽之别室，命司徒长孙无忌、司空房玄龄、特进萧瑀、兵部尚书李、大理卿孙伏伽、中书侍郎岑文本、御史大夫马周、谏议大夫褚遂良等参鞫之，事皆明验。废承乾为庶人，徙黔州，元昌赐令自尽，侯君集等咸伏诛。其宫僚左庶子张玄素、右庶子赵弘智、令狐德棻、中舍人萧钧并以材选用，承乾既败，太宗引大义以让之，咸坐免”。案承乾当时处境颇似武德时的建成，为保持帝位继承权而结集私党。其办法则学习乃父李世民，想用壮士杀死魏王泰是操李世民除建成、元吉故智，“将纵兵入西宫”即“大内”大内在太子所居东宫之西，所以叫“西宫”。，也是抄袭玄武门之变后威迫皇帝内禅的老章法，而此时已成为他私党的侯君集又正是当年玄武门之变的干将。至于李世民阴妃所生第五子齐王祐也是“潜募剑士”有所觊觎的不安分之徒《旧唐书》卷七六本传。，贞观十七年在齐州叛乱至少客观上成为承乾的外援。承乾所说“我西畔宫墙去大内正可二十步来”的话，表明他确有趁齐王祐叛乱的机会用兵于大内的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