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魏王泰，《旧唐书》卷七六本传说他“少善属文”，“太宗以泰好士爱文学，特令就府别置文学馆，任自引召学士”。“司马苏勖以自古名王多引宾客，以著述为美，劝泰奏请撰《括地志》，泰遂奏引著作郎萧德言、秘书顾胤、记室参军蒋亚卿、功曹参军谢偃等就府修撰，……功毕表上之，诏令付秘阁，赐泰物万段，萧德言等咸加给赐物”。《括地志》现在还有辑本传世，给人的印象好像真是“好士爱文学”的名王之流，其所引宾客也真是只会摇笔杆的文士。其实决不止此。本传就说：“泰潜有夺嫡之意，招驸马都尉柴令武、房遗爱等二十馀人，厚加赠遗，寄以腹心。黄门侍郎韦挺、工部尚书杜楚客相继摄泰府事，二人俱为泰要结朝臣，津通赂遗，文武群官，各有附托，自为朋党。”这里所讲要结附托的是“文武群官”，不仅有文而且有武。韦挺在武德时做过太子建成的左卫率，因杨文干叛乱辞涉东宫而与王珪同被流放，对太子诸王间如何斗争有经验。杜楚客是杜如晦的兄弟《旧唐书》卷六六本传。，房遗爱是房玄龄的儿子，柴令武是柴绍的儿子，二人还都是李世民的女婿，后来在高宗永徽四年（653）与薛万彻谋立李渊第六子荆王元景不成被杀《旧唐书》卷六六《房玄龄传附遗爱传》、卷五《柴绍传附令武传》、卷六四《元景传》、卷四《高宗纪》。，都是有一定权势的不安分之徒，和承乾手下的侯君集等人正旗鼓相当。“引召学士”“以著述为美”和当年李世民、元吉之分别开文学馆置学士同样有政治性质，除邀誉外还在培植自己的私党羽翼。
但魏王泰的结局也不甚美妙，在承乾被废为庶人时李世民也“幽泰于将作监”，接着降封东莱郡王，改封顺阳王，徙居均州之郧乡县，比承乾之徙黔州好不了多少。李世民对魏王泰本来是颇为喜欢的，在处分他的诏书中还说“朕之爱子，实所钟心”，“恩遇极于崇重，爵位逾于宠章”。当承乾被废时，改立魏王泰为太子好像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偏偏出人意外地连魏王泰也降逐，来个两败俱伤。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旧唐书•魏王泰传》是这样写的：“承乾败，太宗面加谴让，承乾曰：‘臣贵为太子，更何所求?但为泰所图，特与朝臣谋自安之道，不逞之人，遂教臣为不轨之事。今若以泰为太子，所谓落其度内。’太宗因谓侍臣曰：“承乾言亦是，我若立泰，便是储君之位可经求而得耳。……’‘自今太子不道，藩王窥嗣者，两弃之。传之子孙，以为永制。’”在处分魏王泰的诏书里也说：“朕志存公道，义在无偏，彰厥巨衅，两从废黜，非惟作则四海，亦乃贻范百代。”实际这些只是表面文章，听了承乾这几句话就贸然作出“两从废黜”的决定，更不可能是李世民这种老谋深算的封建统治者的作风至于《旧唐书》卷八〇《褚遂良传》所说太子承乾以罪废，魏王泰入侍，太宗面许立为太子，因谓侍臣曰：“昨青雀（魏王泰小名）自投我怀云：‘臣今日始得与陛下为子，更生之日也，臣惟有一子，臣百年之后，当为陛下杀之，传国晋王。’父子之道，故当天性，我见其如此，甚怜之。”为遂良所谏止云云。则更不可信，或出遂良后嗣所撰家传之类之所增饰，《魏王泰传》等均无此项记载。其中李世民所述魏王泰杀子传弟之誓，太不近情理。而且魏王泰未被废时并无立晋王为太子说，魏王泰何以要用百年后传弟晋王的话来媚惑李世民?退一步说，即使当时真有欲立魏王的打算，则经褚遂良谏止也就可以，何至立刻转而幽泰于将作监，且继之以贬逐?司马光不察，竟采入《通鉴》，可谓千虑之失。。所以“两从废黜”者实另有其原因，这就是诏书中所说的承乾和泰都“争结朝士，竞引凶人，遂使文武之官，各有托附，亲戚之内，分为朋党”，而一分派系小集团，欲罢难休，最后非危及皇帝本身不可。隋文帝杨坚的结局，唐高祖李渊当太上皇的滋味，李世民是一清二楚的，他自己就是深于此道的过来人，现在看到自己的儿子也向父辈学习，以承乾为首的小集团已准备向自己下手，魏王泰小集团也难保不来这一着，为自己免当杨坚、李渊起见，不如当机立断，忍痛割爱，把这两个小集团同时粉碎。这完全是从自己的利害打算，绝非什么“志存公道，义在无偏”。作为一个封建帝王事事为自己打算是很自然的事情，要他出以公心倒反是不现实的。
废承乾后立晋王治（唐高宗）为太子也说明了这一点。晋王治固然是承乾、魏王泰外长孙皇后唯一的儿子，但光有这一条还不够，因为必要时还可以废嫡立庶，立其他妃嫔生的儿子。其所以得立，主要还是因为他不曾营私结党，自成派系。《旧唐书•长孙无忌传》说：“太子承乾得罪，太宗欲立晋王，而限以非次，回惑不决，御两仪殿，群官尽出，独留无忌及司空房玄龄、兵部尚书李，谓曰：‘我三子一弟“三子”谓承乾、魏王泰、齐王祐，“一弟”谓汉王元昌。，所为如此，我心无憀。’因自投于床，抽佩刀欲自刺，无忌等惊惧，争前扶抱，取佩刀以授晋王。无忌等请太宗所欲，报曰：‘我欲立晋王。’无忌曰：‘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太宗谓晋王曰：‘汝舅许汝，宜拜谢。’晋王因下拜。太宗谓无忌等曰：‘公等既符我意，未知物论何如?’无忌曰：‘晋王仁孝，天下属心久矣，伏乞召问百僚，必无异辞，若不蹈舞同音，臣负陛下万死。’于是建立遂定。”这条记载某些细节有点问题，如晋王治虽是第九子，但在长孙皇后亲生之子中名列第三，在嫡庶有别的封建社会里如何能说“非次”，但在需要长孙无忌、房玄龄、李等文武重臣支持晋王治这点上必非虚构。这证明晋王治当时确没有营私结党，因此要替他找好几位有力量的重臣作为辅佐。
晋王治为什么不营私结党，这和他的年龄有关。《旧唐书•太宗纪》：武德九年十月“立中山王承乾为皇太子。”《承乾传》：“太宗即位，为皇太子，时年八岁。”则承乾生于武德二年，到贞观十七年被废时已二十五岁。魏王泰是第四子，据《旧唐书》本传“永徽三年薨于郧乡，年三十有五”，上推其生为武德元年，比承乾都大，不可能，本传“永徽三年”盖为“五年”之误，则出生于武德三年，至贞观十七年亦已二十四岁，和二十五岁的承乾均早具备营私结党的能力。晋王治据《旧唐书•高宗纪》“贞观二年六月生”，则贞观十七年才十六岁，前此更是幼小，十二三岁的小孩子当然没有营私结党的可能性。这不是他比魏王泰、承乾来得恬淡或无能，而是年龄所局限。

〔附记〕拙文写成后，偶读抗战初武汉出版的《太炎文录续编》，在卷二上发现一篇《书唐隐太子传后》，才知道章炳麟先生早在半个世纪前已对隐太子建成和李世民的矛盾问题持独特的看法。其文一开头就说：“史之失官，莫如书唐隐太子与明建文事。建文纪年被革除，因不为著实录，其时政令遂不可知，顾史官阙文而已。隐太子事，加诬乃已甚矣!”文中指出：“倡义之谋，本裴寂、刘文静启之，太宗在侧，故附成其说，隐太子不在侧，故不得附成其说，太宗非有以过其兄也。其决策之大者，莫如师次贾胡，久雨粮乏，群议欲返太原，惟隐太子兄弟沮其计，使神尧纥然西进，终成大业，此其功亦二人兼之。观温大雅《创业起居注》所记，大郎、二郎方略正等，知太子非庸谨不可与立者，神尧所以卒无异志为此也。其后削平东夏，实太宗之功为大，事乃在武德三年。后王、魏劝太子亲将讨刘黑闼以立功，事虽卒就，比于太宗尚不逮，要创业时功非有异也。太宗以削平东夏自伐，故思夺宗，与炀帝以平陈自伐无异。夺宗之事，太宗与炀帝等。房、杜为之谋主，与杨素等。凡事为耳目所习者，其取法也易，其虑之也亦深。神尧虽暗，独惩于隋之高祖。讼者知其不决，则剚刃以先之，事乃有甚于炀帝者矣。”所说除“神尧虽暗”云云与鄙见尚不无出入外，可谓先得我心，特备录如上，供读拙文者参考。1979年6月。

（选自《文史存稿》，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原载陕西师范大学《唐史论丛》第一辑，1988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