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获奖作家——萨特(3)

    我们一声也不理他。他说：

    “过一会儿，有一个比利时医生要来。他奉命陪你们过夜。”

    他敬了一个军礼，出去了。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过的嘛，”汤姆说，“咱们这下可好了。”

    “是的，”我说，“糟糕的是这个孩子。”

    我说的是公道话，可我心里并不喜欢这小孩。他的面庞太细嫩，害怕和痛苦使他的脸都变形了，整个面容都扭曲了。三天前，这个小鬼还稚气十足，蛮逗人喜欢的；可现在，他简直像个老妈子。我想，即使人家放掉他，他也不能恢复青春了。对他表示些许怜悯，倒也不坏，可我讨厌怜悯，这甚至会使我十分反感的。

    他默不作声，可是他变成灰色了：脸灰，手也灰。他又坐下来，圆圆的眼睛注视着泥地。汤姆是个好心肠的人，他想拉拉他的手，但小家伙猛地把手缩回去，显出一副难看的脸色。

    “随他去，”我低声地说，“我瞧准了，他马上要哭鼻子了。”

    汤姆听从我的劝告，心里有些难过。他多想安慰小孩啊，要是他管管这些闲事，他就可以竭力不想到自己。但是，这使我老大不快，我从来就不曾想到过死，因为死的时刻还没有到来。而现在，死神就在眼前了，我没有其他事情可做，只好想着它了。

    汤姆开口了：

    “你杀过人吗，你?”他问我。

    我没回答。他倒自己向我表白，从八月初以来，他杀过六个人。他不知道当时是怎样杀的人，我倒看出他是不愿意知道当时的情况。而我自己，我还没有杀死过人，我思量着被杀者是否很痛苦。我想到子弹，我想像火烫的弹雨穿过我的躯体。所有这一些，都是在正题之外的事，可我处之泰然：我们还要度过整整一个夜晚，可以好好去理解这个正题。过了一会儿，汤姆不说话了，我用眼梢注视他。我看见他也脸色灰白，样子很愁苦，我心里想：“戏开场了。”天差不多已经昏黑，一道惨淡的光线透过气窗射进来，那煤堆便在天底下形成一大块黑斑。我从天花板的空洞望出去，看见了一颗星星：这将是一个清澄皎洁的寒夜。

    门开了，两个卫兵走进来，后面跟着一个穿比利时制服的金发男人。他向我们敬了一个礼，说：

    “我是医生，我奉命在这痛苦不堪的时刻来陪陪你们。”

    他声音和悦，吐字清晰。我跟他说：

    “您到这儿来干吗?”

    “我来照应你们。我将尽自己的可能，使你们这几个小时不至于太难受。”

    “您为什么要到我们这儿来呢?还有别的囚犯，医院里已经人满为患了。”

    “他们把我派到这儿来的。”他漫不经心地回答。

    “啊!他们爱抽烟吗，嗯?”他连忙接着说，“我有香烟，还有雪茄烟。”

    他送给我们几枝英国香烟和西班牙雪茄烟，但我们谢绝了。我直盯着他看，他显得很尴尬。我对他说：

    “您到这儿来不是出于同情。再说，我认得您。我被捕那天，我看见您跟几个法西斯分子一起站在兵营的院子里。”

    我正要继续说下去，但是我身上似乎突然发生了一件事，我颇为惊奇：这个医生站在我们面前，我一下子就心灰意懒了。平常，我跟一个人聊起天来便会没完没了。可是现在我不想说话了。我耸耸肩，移开目光。稍顿片刻，我抬起头来，那个人好奇地端详着我，卫兵们坐在一个草褥子上。佩德罗，一个清癯的大个子，双手合起来转动大拇指。另一个卫兵不时地晃动脑袋，以免打瞌睡。

    “您要灯吗?”佩德罗突然问医生。医生点头表示“要”。我想他的脑子像榆木疙瘩一样笨，不过人大概不坏。看他那双冷漠的大蓝眼，我觉得他的主要不足之处是缺乏想像力。佩德罗出去了又回来，手里拎着一盏煤油灯，把它摆在凳角上。灯光昏暗，但聊胜于无：头天夜里，他们还把我们关在黑洞洞的屋子里呢。煤油灯在天花板上照成一个光圈，我看了好大一会儿，眼睛都看迷糊了。尔后，我突然清醒过来，光圈消失了，我觉得自己被一个极其沉重的东西碾碎了。我并不是因为想到死，也不是害怕，而是被一个莫名其妙的东西控制住了。我的面颊发烧，脑瓜疼痛。

    我抖抖身子，看看两个伙伴。汤姆双手捧着头，我只看见他的后颈窝，肥肥的，白白的。小胡安痛苦到了极点，张着嘴，鼻孔翕动着。医生走近他，一只手搭到他的肩上，仿佛在安慰他，可是他的眼睛始终是那样冷漠。接着，我看见比利时人的手暗?地从胡安的手臂滑到了腕节上。胡安无所谓地让他去搞。比利时人用三个手指抓住他的腕节，显得心不在焉的样子；同时，他稍许往后退，把背转向我。可是我身体往后一仰，看见他脱下了手表，一边抓住孩子的手腕，一边看着表。过了一会儿，他松开那只无力的手，走去靠在墙边，然后，他仿佛蓦地想起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立即记下来似的，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本子，在上面写了几行字。“猪猡，”我愤愤地想，“但愿他不要来按我的脉，那样我会在他的臭嘴上猛击一拳的。”

    他没有过来，但我感到他在盯着我看。我抬起头，针锋相对地盯着他的目光。他冷漠地对我说：

    “您不觉得这里冷得难受吗?”

    他好像很冷，脸都发紫了。

    “我不冷。”我回答道。

    他不住地看我，目光严酷。我忽然明白了，我用手摸摸脸：我浑身出汗了。在这个地窖里，时值隆冬，四面透风，我却汗水涔涔。我用手指抓抓头发，头发因出汗而变得黏糊糊的了。同时，我发现自己的衬衣湿淋淋的，粘着皮肉。我至少已经淌了一个小时的汗了，却丝毫都不觉得。可是，这一切都没有逃脱那个比利时猪猡的眼睛，他已经看见汗珠在我的腮帮上滚动，他想：这是一种近乎病理性的恐怖症状，他觉得自己很正常，并以此自豪，因为他能感觉到寒冷。我想站起来，去砸碎他的脸膛，但是没等我做一个手势，我的羞愧和愤怒都消失了，我冷冷地坐回到凳子上。

    我用手帕擦擦脖子，因为此刻我感觉到汗水已从头发滴到颈窝，怪不舒服的。随后我就不去擦汗了，擦了又有什么用：我的手帕可以绞出水来了，我一直在淌汗。我的臀部也在淌汗，湿漉漉的裤子粘在凳子上了。

    小胡安突然说话了：

    “您是医生吗?”

    “是。”比利时人说。

    “要痛苦得……很久吗?”

    “噢!当……才不呢，”比利时人用慈父一样的声音说，“很快就了结的。”

    他好像在安慰一个自费看病的病人一样。

    “可是，我……人家告诉我……往往要开两发子弹。”

    “有时是的，”比利时人点点头说，“也许第一发子弹射不中要害的器官。”

    “那么，必须再上子弹，重新瞄准?”他思考着，用一种嗄哑的声音说，“这可要花一点时间呀！”

    他恐怖到极点，就怕受苦，脑子里始终想着这件事，像他这种年龄的人就是这样。我呀，我并不多想它，我的出冷汗并不是怕受苦引起的。

    我站起身来，踱到煤粉堆旁。汤姆惊跳起来，向我投来怨恨的目光，因为我的鞋子嚓嚓作响，惹他不快。我想我的脸不知是不是也像他那样土灰色，我看见他也在出汗。天空美极了，没有一丝光线射到这个阴暗的角落里来，我只要抬起头便可以看见大熊星座。可是情况并不像先前了，前天夜里，从大主教府的地牢里望去，我可以看见一大块天空；白天每一小时光阴的流逝，都勾起我一种不同的回忆。早晨，当天空晴碧无云时，我想起大西洋沿岸的海滩；正午，我看见太阳时，便回忆起塞维利亚一个酒吧间，我在那儿喝过苦味香酒，品尝过鳢白鱼和橄榄；下午，我坐在荫蔽处，就想起遮住大半个斗牛场的深影，那另外半个斗牛场却在阳光下闪烁。看见整个地球都投影在天上，真是不自在。可是在眼下，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向空中凝望，天幕不再引起我的联想。我倒宁可这样。我又到汤姆身边坐下。就这样，长长的一段时间溜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