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获奖作家之一雍松(1)

    1974年获奖作家之一雍松传略

    一九七四年，瑞典学院第五次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本国作家，而且是两位本国作家。

    两位获奖人之一的埃温德·雍松(Eyvind Johnson，1900—1976)，一九年七月二十九日生于瑞典北部北极圈附近的布登市，原名乌洛夫·厄尔纳尔。父亲是采石工，也做过铺设铁路的工人。雍松幼年丧母，父亲又因劳累多病，因而他从小寄养在叔父家。由于家庭经济困难，雍松只在家乡念过小学，十四岁时便外出流浪，靠打工为生。他做过伐木工、原木流放工、锯木工、机车上的伙夫等等。一九二一年，他偷渡到欧洲大陆，在巴黎和柏林漂泊，一面在餐馆打工，一面自学，并开始练习写作。

    一九二四年，雍松发表小说《四个陌生人》，从此登上文坛。他的早期作品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倾向，尖锐地批判资产阶级的腐朽堕落和社会的不公，对贫苦的下层人民寄予很大的同情。小说《提曼斯和正义》(1925)描写了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尖锐的冲突和斗争。小说《黑暗中的城市》(1928)以瑞典北部一个小城镇为背景，描写了小学教员安德逊的清贫生活和精神上的苦恼。《黑暗中的城市》的姐妹篇《光明中的城市》(1928)，写一个流落在巴黎的瑞典青年作家，原想以写作为生，结果不得不忍受饥饿的煎熬，最后决心靠体力劳动来挣得每日的面包。小说《离开哈姆雷特》(1930)讥嘲了城市资产阶级的生活。

    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年侨居巴黎期间，雍松显然受到了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纪德和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的影响。在《回忆》(1928)、《对巨星陨落的评论》(1929)等小说中，较多地吸收和模仿了他们的写作手法，如纪德的“写生活横切面”、乔伊斯的意识流手法和心理分析等。一九三年，雍松回到瑞典。此时欧洲大陆上法西斯主义越来越猖狂。他不断撰文进行抨击，反对希特勒的独裁统治。在创作方面，他转入了现实主义，发表了揭露现代资本主义黑幕的小说《波宾纳克》(1932)和抨击官僚主义制度的《黎明中的雨》(1933)等。

    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七年发表的《乌洛夫的故事》是雍松的代表作。这是一部自叙体的长篇小说，记述了主人公乌洛夫从童年到青年的成长过程和思想上的成熟过程，而且通过主人公的经历反映了瑞典从农业国走向工业国的社会变迁。小说共分四部:《现在是一九一四年》(1934)、《这里有你的生活》(1935)、《切莫回头》(1936)和《青春的结束》(1937)。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和大战期间，雍松积极参加反法西斯斗争，还创作了一些反法西斯题材的作品，如《夜间演习》(1938)、《士兵归来》(1940)以及《克里隆》三部曲(1941—1943)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雍松侨居瑞士和英国，创作了不少历史小说或以历史故事为题材的小说，如描写古希腊英雄奥德修斯冒险故事的《拍岸的浪》(1946)、以十七世纪宗教审判故事为题材的《玫瑰与火之梦》(1949)以及描写八世纪法国查理大帝镇压农民暴动的《陛下的时代》(1960)等。

    雍松的短篇小说创作也很出色，重要的短篇小说集有《夜深沉》(1932)、《船长，再一次》(1934)、《安稳的世界》(1940)和《七生》(1944)。此外，还有游记《瑞士日记》(1949)、《北极圈冬之旅》(1955)和《柯罗诺斯游记》(1961)等。

    雍松于一九五七年当选为瑞典学院院士。一九七四年，由于“他那高瞻远瞩和为自由服务的叙事艺术”，和哈里·马丁逊同获诺贝尔文学奖。

    雍松于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在斯德哥尔摩病逝。

    授奖词

    埃温德·雍松所受的教育，受惠于当时的社会环境，然而这项教育在他十三岁时便告终结。他是在北极圈之内的一个小村落学校里接受幼年教育的。而马丁逊则是在他六岁那年，当他还是“教区之子”的时候，一位在拍卖时以最低价中标的人士答应用教区基金支付的最低费用照料这个天涯孤雏的。像他们这样，以这种方式起步的人生际遇，却能够有今天站在这座讲坛上的成就，足以证明目前仍在世界各地逐渐推行的社会改革是卓有成效的。这种不知从何时开始并已经落实到我们瑞典人身上的社会改革也许是我国最大的福祉，或者可以说是千年以来最伟大的进步。

    无论是雍松，还是马丁逊，他们的出现不是孤立的事件，因为他们实际上代表了广大的无产阶级作家与劳动阶级诗人。他们布下了广泛的战线，“入侵”我国的文学界，但这种“入侵”既不是为了破坏，也不是为了掠夺，而是为了丰富我国的文学资产。他们的“进攻”，意味着经验和创造性能源的流入，其价值无论我们给予多高的评价也不为过。而且，如果我国文化领域再发生类似的全面改变，他们也足以作为代表。新的阶级已征服了诗神的帕尔那索斯圣山［(］帕尔那索斯圣山在希腊中部，传说为阿波罗及缪斯的圣地，后作为诗坛或文坛的代名词。［)］，可是，如果说所谓征服者是指征服后获益最大的那一方的话，那么也可以说是帕尔那索斯征服了新的阶级。

    将一名作家及其作品的地位，归结为社会发展及政治环境等背景的结果，在目前几乎已成为一种习惯性的做法。但这种做法所指出的背景，真能被视为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却仍然少而又少。

    “埃温德·雍松在文学上的成就，在于他能把全欧洲一个极为成熟、极为丰富时期的特性，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项成就具有深远的意义。”这种说法并非我个人的创见，而是三十年前法国的批评家吕西安·莫林所说的。当年离开瑞典极北地区的小村落，后来这个小学出身的少年便成为一个经验丰富且充满自信的欧洲人。关于他的成长过程，在他的自传里已为我们留下了极有价值的永久记录。他似乎很少被人生起步时的环境所拘限，也很少被一些禁忌所束缚。世界性的观照，是雍松后期作品的特色之一，对时间、对人类的命运、对所经历的时代，他都同样给予广泛的展望。他所写的历史小说也都以独特的见解为基础，然后才加以完成，如若举例当首推其大作《陛下的时代》(1960)和《向沉默散步》(1973)。在这些作品当中，不仅有广泛细致的考证观察，最重要的是他洞察万事之后所得出的独特结论。简言之，他认为目力所及的现象是会发生变化的，现在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仅是过去曾发生过的，而过去世界上所发生过的，则仅在现在重演，当我们试图概括现在，或试图推测未来时，过去将提供给我们惟一的智慧。这中间所显示的，就是所谓的“时代不变性”。

    尽管如此，假如我们要指出，使雍松的文笔留下无法磨灭之痕迹的特殊背景及心理上的特殊环境是什么时，则除了吕西安·莫林所发现的——在北欧作家中拥有一位欧洲重要知识人士的那个时期以外，是再也找不到更妥帖的答案了。这位法国的时代分析家将这个时期描述为一个非常成熟和繁盛的时期。那么，究竟又是什么原因使这个时期如此成熟和繁盛呢?那不是一个顺境，而是个抵抗着各种因素的逆境。当时盟军尚无进攻诺曼底的前兆，而纳粹仍然紧紧扼住欧洲的咽喉。身处如此困境，雍松仍毅然决然地发言。他的态度被火一样的激情所燃烧，这激情似乎从此再也无法从他的作品中消失。他虽然一直保持着对全欧洲的关注，但当时对他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斯堪的纳维亚的自由。他超越国境的界线来印证自己的信念。他与挪威方面的编辑人相互携手，在挪威被占领期间，主编了一份名为《握手》(1942—1945)的主张斯堪的纳维亚主义的报纸。今天，当年那份小报的两位发行人已成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而挪威境内的那位雍松的合作编辑人便是维利·布朗德［(］一九七一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德国人，纳粹执政时代亡命挪威与瑞典，曾任联邦德国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