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获奖作家——塞弗尔特(1)

    1984年获奖作家塞弗尔特传略

    一九八四年的秋天，瑞典学院宣布将诺贝尔文学奖第一次授予一位捷克作家，他就是塞弗尔特。这位八十三岁高龄的获奖者此时已因心脏病和糖尿病在布拉格薇诺拉迪医院卧床不起，获奖后一年多，即一九八六年一月十日，就因病在布拉格去世。

    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Jaroslav Seifert，1901—1986)，一九一年九月二十三日生于布拉格日什科夫区一个工人家庭。中学还未毕业，塞弗尔特就步入社会，投身于新闻工作和文学创作活动。他先在《红色权利报》任职，后到布尔诺的《平等报》任编辑，并为《人民权利》、《六月》、《树干》等报刊撰稿。除诗歌外，他还撰写了有关文学、戏剧、电影和美术的评论文章及小品杂文。当时，捷克人民正处于为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而斗争的动荡年代，塞弗尔特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积极投身革命，并参加了共产党。

    一九二一年，他的第一部诗集《泪城》问世。该诗集与捷克老一辈无产阶级诗人的作品风格迥异，它并不着力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猛烈抨击和控诉，而主要表达了诗人对人民深切的同情和热爱，讴歌光明美好的未来，记录了诗人内心的激情及对诗的理解和追求，温情甚于愤怒，如《最恭顺的诗》。

    到了二十年代，由于受西欧哲学思想和各种文艺流派的影响，塞弗尔特成了当时捷克最有影响的现代派文学团体“旋覆花社”的主将，他退出了共产党，在创作思想和创作实践上接受了纯诗主义、超现实主义，明显出现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倾向，主张诗人要离开社会斗争的漩涡，去追求“纯粹的诗”，宣扬诗的“自我表现”的魅力，甚至曾一度宣称“诗即游戏”。他这一时期的作品主要是诗集《全是爱》(1923)、《无线电波》(1925)、《信鸽》(1929)等。

    三十年代，塞弗尔特进入创作的成熟期，他先后发表了《裙兜里的苹果》(1933)和《维纳斯之手》(1936)两部诗集。尽管这些诗中还残存着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的痕迹，但是诗人已不甘心于孤独和囿于“自我”，而是在自己心中重新燃起了对童年和对故乡的美好感情。一九三六年后，由于纳粹德国的威胁和《慕尼黑协定》的签订，诗人的祖国处于危难之中，这大大地激发了诗人的爱国主义热情。他成功地创作了《别了，春天》(1937)、《把灯熄掉》(1938)、《鲍日娜·聂姆曹娃的扇子》(1940)、《身披霞光》(1940)和《石桥》(1944)等诗集。其中《祖国之歌》被认为是塞弗尔特最优秀的爱国主义诗篇。其他几部诗集也都表达了诗人对祖国、对捷克民族文化传统的热情讴歌和赞颂，唱出了当时人民的共同心愿，同时也起到了教育和动员人民起来抗争的良好作用。

    一九四五年，诗人的祖国获得解放。此后三年，他在国家总工会机关报《劳动报》任编辑，主编文学月刊《花束》，并继续从事诗歌创作，先后出版了诗集《泥盔》(1945)和《浪迹江湖的穷画家》(1949)。其中《泥盔》是他爱国主义抒情诗集中最好的一部。在这一诗集中，诗人热情地讴歌了英勇的人民，欢庆祖国的解放。从一九四九年起，塞弗尔特成为专业诗人。

    在五十年代，诗人发表了《维克托尔卡之歌》(1950)、《母亲》(1954)和《少年与星星》(1956)等诗集。其中《维克托尔卡之歌》是根据捷克著名作家聂姆曹娃的代表作《外祖母》中的一个姑娘的悲惨命运写成的。作品对当时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提出了控诉。

    自五十年代后期起，塞弗尔特凭着自己的艺术良知竭力反对当时存在于国内文坛的“千人一面，千部一腔”死水一潭的局面。他还曾带头批评当局的文艺政策和个人崇拜，因而受到公开批判，导致多年中断创作。直到六十年代中期他才重返诗坛，此后相继出版了《岛上音乐会》(1965)、《哈雷彗星》(1967)、《铸钟》(1967)、《皮卡迪利的伞》(1978)、《避瘟柱》(1981)、《身为诗人》(1981)等诗集。这些抒情诗和叙事诗，既有对青少年时代的回忆，对亲友的怀念及对祖国和首都布拉格的赞美，也有对爱情的歌颂和对女性的恋慕，还有对人生的回顾和对死亡的想像。这些后期创作的作品，融汇了诗人饱经人世沧桑后的深沉思考、对人生真谛的内心感受和对诗人使命的真诚认识。诗风趋于平稳，语言更加明晰，平易中还带有一点幽默。这些诗集中的《春天的眩泯》、《壁毯之歌》、《皮卡迪利的伞》和《鬼怪的嚎叫》等都是有代表性的名篇。

    塞弗尔特从事文学创作六十余年，共有三十部诗集，以及散文集《伊甸园上空的星星》(1929)和回忆录《世界美如斯》(1982)等。此外，他还翻译过俄国诗人勃洛克和法国诗人阿波利奈尔等人的作品。塞弗尔特是一位勤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真诚的诗人，他把报效祖国人民、忠于艺术良知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正如瑞典学院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中所说，“他的诗富有独创性、新颖、栩栩如生，表现了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多才多艺的自由形象”。

    授奖词

    可以回顾一下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六十多年的文学生涯(许多迹象表明它还要继续下去)。他几乎出版了三十部诗集，今天他居于自己国家的诗坛之首。他的同胞读他的诗，热爱他。他是一位民族诗人，懂得如何既对那些受过文化教育的人说话，也懂得如何对那些涉足他的作品但没进过多久学校的读者说话。

    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出生在布拉格郊外一个工人阶级居住区。他从未脱离过养育他的土地或是那些生活贫困、社会地位低下的人们，他是在这些人中间成长起来的。年轻时，他信奉过社会主义革命，关于这个革命及其对未来作出的允诺，他写过诗篇，那种未来曾激起过许多他那一代年轻人的热情。他的诗清丽、简洁、朴实无华，融进了民歌、平凡的谈话和日常生活的场景。他拒绝那种严肃的风格和早期的形式主义。他用词的特点是笔触轻盈，给人以感官快乐，有音乐性和韵律，那是一种有生气的独创性与怜悯，甚至悲怆互相交错着的幽默。他这些艺术特点一直延续至今。然而，他并非一个幼稚的艺术家，他是一个有着不寻常的广阔的文体领域的诗人。早年，他就与当代欧洲的现代主义有了接触，特别是法国的超现实主义及达达派。他还是一位韵律复杂和押韵传统诗歌形式的优秀大师。对于措词激烈、有力的民歌和十四行诗高超的技巧，他都能运用自如。

    塞弗尔特不断发挥的创造性和奇异的风格的多面性及灵活性，在情感、洞察力和想像力上，有一种同样丰富的人类范围与之相匹配。他的感情移入和他的团结观念集中在人类的身上——是活着的、有感情的、工作着、创造着、苦恼着、微笑着、渴望着的人类——简而言之，是所有那些生活着的人，不管快乐与否，那种生活是一种冒险，一种经历。是人类创造了社会。国家是为人民的，而不是相反。在塞弗尔特的人生哲学里有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成分——一种对于一切损害生活的可能性及把人类变成某种机器上的齿牙的事物的抗议。或许这听起来无关痛痒，但是塞弗尔特从来不是无关痛痒，甚至他年轻时的诗歌就意味着一种解放，一种对未来的执著的追求，那种未来会消灭战争、压迫和贫困，会把生活的欢乐和美给予那些至今几乎不曾享有过它们的人们。诗歌和艺术可以帮助达到此目的。他的要求和希望具有青春时代的自信和光彩。在二十年代，这些希望似乎近于实现——先锋派文学和艺术与这些希望是一致的。但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地平线昏暗了。经济和政治的现实证明了不可能实现那些美丽的梦想。塞弗尔特的诗歌获得了新的特点——一种平静的调子，一种对他的祖国的历史及文化的回忆，一种对民族的同一性及保存了这种同一性的人们，特别是过去的作家和艺术家们的维护。甚至单纯的个人经历和记忆都带有忧郁的色彩——人生虚幻，情感易变，逝去的童年和青年时代及爱情的短暂。但在塞弗尔特的作品中，一切都并非忧郁症和怀古之思——远远不是。他那具体和新鲜的感觉和意象继续在开花。他写出了一些最优美的爱情诗，他的名望日增。就在这个时期，他作为一个民族诗人的地位牢固地奠定了。他为人们深深地热爱是因为他诗歌那种异常的明晰，音乐性和感觉性，也是由于他那朴实无华但使人深深感到的与自己的祖国和人民融为一体。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期间，捷克斯洛伐克陷入纳粹的奴役之中，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投身到保卫祖国、保卫祖国的自由和过去的事业之中。他歌颂一九四五年的布拉格起义和自己祖国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