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洪秀全的众位兄弟中，不管是才智、经历，还是工作方式，冯云山最接近无产阶级革命家，所以，为了能更准确地叙述他的行为，我们亲切地称他为云山同志，这不仅仅是因为该同志谦虚谨慎，平易近人，能和广大的劳苦大众打成一片，更重要的是云山同志的才干在他生前已经得到各界专家学者的认可。史载：“云山能谋善断，多所规划，秀全深倚之。”太平天国也明文记述：冯云山参与创天历、立军制、定官职、制朝仪、筹谋立国方略、制定各种重要典章制度和律令，协助洪秀全处理军国大事，所有谕令“悉出主裁”，天王洪秀全称云山同志是“义胆忠肝”、“一心一德”的“真兄真弟”。忠王李秀成也说云山同志“才干明白，前六人（指杨、萧、冯、韦、石等）中，谋立创国者出南王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此外，清朝政论家张德坚写的《贼情汇纂》是研究太平天国史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张德坚说：“一切伪教章程及行军号令，皆云山与卢贤拔所订。”“太平天国用兵方略，多出冯云山计谋，而所颁太平军目、太平天历等制度也都出云山创制。”还“恶毒攻击”云山同志，说他“最悍”、“诡谲”、“善战”等。这尽管是阶级敌人的观点，但可能更接近事实真相，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没有冯云山，就没有太平军。

　　在政治上，云山同志具有坚定的革命性，是清朝紫荆山区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伟大的导师，当时最伟大的拜上帝主义者，天王洪秀全最忠实的追随者，太平天国早期卓越的领导人，太平军的亲手缔造者。

　　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云山同志听说紫荆山区有很多贫苦的烧炭工人和种山的农民，决定去紫荆山区从事革命活动。冯云山进紫荆山区后，广泛接触汉、壮、瑶各族群众，亲身挑泥、挖土、拾粪、打谷，充当苦工，同时向附近的烧炭工人、矿工及贫苦农民进行革命宣传。他常常不辞辛苦亲自深入到烧炭工人的居所，和他们同吃同住，向他们宣传“人人都是上帝所生所养，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应该同拜上帝。拜了上帝，人人有衣有食，无灾无难……”向他们灌输对于现存制度的不满和憎恶。

　　古巴革命者切R26;格瓦拉在《游击战》中写道：“游击队在不利地形区域，即在敌人一袭击就会引起极大灾难的区域的群众工作，更为重要。应该在那里不断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不断争取工人、当地农民以及当地可能有的其他一些阶级的联合，以求达到适合游击队要求的内部阵线的完全统一。”云山同志尽管没有读过切R26;格瓦拉的文章，但是长期的革命实践，使他不自觉地接近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他同样异常深刻地分析了紫荆山区的现实：紫荆山区被清朝统治者素称“难治”的地方，集中了汉、壮、瑶等各族群众，数县交界，清政府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各民族人民深受地主剥削压迫，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当地土人锄地民谣说：

　　一锄供官二锄吏，

　　三锄甲差四锄隶，

　　五锄六锄人把事，

　　七锄锄到自家的。

　　所以，紫荆山区的革命形势和群众基础较好。从地理位置看，紫荆山地形比较险要，万山环抱，层层关锁，林深不知处，山路十步九折，人迹罕至，回旋余地较大；村落星罗棋布，盛产米粮，富室大户很多。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便于革命力量的积蓄和发展。云山同志选定紫荆山为创业之地，组织拜上帝会，根深叶茂，茁壮成长，成为当时实力最为雄厚的革命组织，表明他的远见卓识和艰苦创业的成功。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冯云山两次被清政府抓进监狱。他在狱中坚持斗争的英雄事迹，让我们想起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中的一段话：“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云山同志是一名真正的革命者，他在狱中没有闲着，他苦心钻研，草创了在太平天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天历，象征着否定清朝正朔，开创新朝纪元的开始。就这样，冯云山凭借自己的实力和卓越的工作能力及非凡的生活经历，成为太平军“紫荆山系”中德高望重、说一不二的头面人物。除了洪秀全偶尔向他请教问题外，太平军中所有的事情都是他说了算，如同香港警匪片中威风凛凛的黑社会老大一样，飞扬跋扈的杨秀清和诡诈善变的韦昌辉，在他面前恭恭敬敬地叫他“山哥”。

　　历史学家们发现，每一次重大的革命震荡之后，往往伴随着一次个人专制独裁的政治副产品：英国光荣革命后紧跟着就是克伦威尔专制；法国1789年大革命造就了铁血强人拿破仑；德国革命产生出了内心懦弱却表面强悍的威廉二世，并且最终推导出神经质的希特勒。对于太平天国来讲，也同样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