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吉隆坡审查马来西亚有关合作企业的法律和规章制度时，发现了一个可能导致一场毁灭性混乱的问题。这是一个旨在帮助农村存贷款合作企业的法律小漏洞，它给了许多接受存款合作企业（DTC）的董事会机会，使它们能给存款提供较高的利率，这比马来西亚中央银行所确定的利率高一些。由于这个缘故，它们吸收到了数十亿存款，这些存款它们可以拿来投资，而不会受到马来西亚中央银行或者银行与金融公司委员会规章制度的管制。我在那里访问了一些较大的“投资合作企业”，发现它们将这些存款大量地贷放给了企业董事、亲戚和关系密切的亲信，而且这些贷款通常都没有任何担保。①这些资金直接被寄往包括香港、伦敦、新加坡和纽约在内的不同避税港的秘密离岸信托基金或公司。这些存款在市场繁荣时，被投资到房地产和证券市场，而接下来的市场低迷，使其损失高达数亿美元。由于处在离岸金融市场的特殊用途投资机制中，这些资金大部分都无可挽回地损失掉了。1986年，在一次阻止民众对马来西亚银行体系信心崩溃的行动中，马来西亚中央银行不得不中止了最大的接受存款合作企业中24家的交易活动。②

　　对投资者缺乏保护这一点并不令我感到惊讶，因为很多接受存款公司的董事都是马来西亚赫赫有名的商人，他们与执政联盟的政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让我惊讶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在此期间，卷入其中的金融中介公司中竟然没有一家对这些向避税港非法转移资金的行为进行报告或者仅仅是提出质疑，这包括银行、律师事务所、会计师和审计师。我也不是唯一一个注意到这种缺乏职业操守现象的人。很多研究洗钱的专家也已经注意到了这些用来转移犯罪、毒品走私和恐怖活动所获收入的金融网络路径，与数十年前西方银行和律师事务所为了非法资金外逃和避税所使用的金融网络路径一模一样。奥萨马R26;本R26;拉登在2001年时奚落说，基地组织的资金是安全的，不会被美国所冻结。他自夸道，他正充分利用“西方金融体系的缺陷……恰恰是这些缺陷已经成为西方金融体系自身的陷阱。”③

　　我曾经一度极力想弄得更明白，到底这些来自于DTC的资金是如何从离岸银行挪出去的，但后来我发现不可能达到这个目的。离岸信托基金都没有注册，这也就无从获悉幕后那些人的身份。碰上这个无法逾越的秘密障碍，我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努力。我就我的发现向马来西亚官员提出警告，并建议他们通过加强有关合作企业的法律来克服这些问题。但是我的兴趣自此发生了转移，转移到如何防止非法钱财从发展中国家流向西方银行体系这些更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