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多年，当重新见到张家山时，我仍然对这个人物感到迷惑和诧异。他头上扎着一顶羊肚手巾，双手在背后反剪着，腰有些驼，正一闪一闪地，顺着山路，绕过一个峁子，向我们走来。

　　陕北人扎羊肚子手巾的扎法，和别的地方的人迥然不同。别的地方的人，是向后扎的，在脑后挽个结。陕北人则是向前扎，那结是挽在额头上的。毛巾的两个边角，像羊角或牛角一样，向左右两边乍起。这种结叫“英雄结”。戏剧人物有时候这样用它。这是老辈人传下来的扎法。相信李自成做赶牲灵的脚户的时候，就是这样扎的。

　　张家山的前庭饱满，四阁方圆，相对应的，后脑把子很平。陕北人的这种头型和脸形，一半的原因得于遗传，一半的原因得于后天的抚弄。孩子出生后，到满月这一段时间，家长要给他的脑后枕一个用小米缝制的枕头，头的两边再放两个，令头不要乱动。那两条腿，则用绳子捆紧。这样一个月下来，脑把是平的了，额颅则高挺起来，两条腿则一生都是笔直的。陕北人走到人面前，有一种“高贵”的感觉，这与他们月子里的这一番抚弄，不无关系。

　　张家山的大脸盘子，大约与匈奴人有关。我们知道，匈奴人在陕北这块地面上，留下了深深的踪迹。而他那大鼻梁子，则与党项人有关。陕北高原在一个时期，曾是这些从青海过来的党项人的老巢。而在西夏王朝灭亡后，相信有不少的流民重新回到这里。据我的一位朋友的说法，有三十多个游牧民族从这块地面潮水一样漫过。所以一张陕北人的脸，就是一部陕北高原史，一部仍然鲜活的二十四史。

　　张家山那大鼻子，在年轻的时候大约生过螨虫。如今连螨虫也不再光顾这一张老脸了，或者换言之，这酒糟鼻子好了，不再红了。但是，那个蒜头上还有一些痕迹，而鼻子以至整个脸面，毛孔很粗，见两口酒以后，发红发亮。

　　他的嘴很大，正是老百姓说的“男人嘴大吃四方”的那种。那嘴里长着一个大舌头，这大舌头正是为“说白”“道黑”用的。或者用老百姓的话说：“满嘴跑大舌头”。不过小说中“红嘴白牙”这句话没有说准，因为在我们的小说所写的这个年代里，张家山的嘴里，已经没有几颗牙了。

　　他还长着两只招风大耳。

　　那张家山的服饰，则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因为他当过村干部，所以这上衣通常会有个口袋，那口袋上还会有一支笔。这笔用不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别着，以示和别的拦羊老汉之类，有所区别。陕北人的服饰，还有一些变化，那就是北京知青来了以后。这变化反映在张家山身上，是在脚，那脚上的那双鞋，知青叫它“懒人鞋”。

　　不过张家山在年轻的时候，穿过一件叫“百衲衣”的上衣。那衣服，是我们通常说的那种棉袄。但是这棉袄，是像纳鞋底一样用倒勾针的纳法密密匝匝地纳过一遍的。这种衣服实受，一件要穿人老几辈。用它背柴，不怕挂了，耕地累了随便往地上一个连身躺，也不怕脏。时代不同了，这衣服不要说穿，现在连见过它的人，恐怕都不多了。

　　在修订这部易名曰《最后的民间》的小说时，张家山这个人物，始终活灵活现地在我的面前站着，哈哈一面大笑，那笑声响彻了我这小小的写作间。

　　在这个地球偏僻的一隅，生活着一群有些奇特的人们。他们固执。他们天真善良。他们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他们自命不凡以至目空天下。他们大约有些神经质。他们世世代代做着英雄梦想，并且用自身去创造传说。他们是斯巴达克与唐·吉诃德性格的奇妙结合。他们是生活在这块高原的最后的骑士，尽管胯下的坐骑已经在两千年前走失。他们把“死亡”叫做“上山”，把出生叫做“落草”，把生存过程本身叫做“受苦”。

　　我今年五十多岁了，而在陕北，则生活了三十多年。我见识过许多的张家山这样的集滑稽与崇高于一身的人物。他们是高原的产物，是环境的产物，就像土地上自然而然地生长出的庄稼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