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背后的探索，远在我创建运营资产公司（Working Assets)之前很久就已经开始了。少年时，我曾帮助父亲为他所写的几本关于股市的著作演算数字，后来，作为新闻周刊（Newsweek）与新共和杂志（The New Republic）的记者，我撰写过许多经济方面的文章，但直到三十多岁我才开始接受真正的经济学方面的教育。当时我刚刚度过了中年危机的阶段，我放弃了记者生涯而一头扎进了资本主义世界。

　　我当时的动机是多重的。一方面我已有些厌倦了写作，需要挣钱但又不想为别人打工；在另一个层面，我想看看我的很多想法到底是否行得通。我曾深受英国经济学家E. F.舒马赫（E. F. Schumacher）著作的影响，在其1973年的著作《小即是美》（Small Is Beautiful）中，舒马赫提出，资本主义已危险地偏离了自然与人类心灵。作为替代的方案，他展望了一个由小型企业所组成的经济体系 ，这些小企业通常是由雇员所集体拥有的，并都使用清洁的科技。

　　怀着舒马赫的愿景，我投入了实践。我与五个朋友一道，创建了一个由雇员集体拥有的太阳能公司，直到1980年代的税制改变以前，公司一直都在蓬勃发展，而税制的改变压垮了尚不发达的太阳能工业。至此，我已深陷这个第二事业长达二十年之久了。其间，我还创建了共同基金和一些电话公司，加入了一些银行和制造企业的董事会，还投资了很多其他企业。所有这些我所投资投入的企业都具有一个共性，即在追求赢利的同时，还追求对世界的改善。这些企业的经理人们都有强烈的双重承诺：他们深知赢利是必须的，但同时都坚守着社会与环境的目标。

　　在此期间，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担任运营资产公司的总裁，这个公司将毛销售收入总额的1%捐赠给致力于改善世界的非营利组织，捐赠份额是优先的而不是垫底的，无论公司是否盈利，都要捐赠（我们有很多年都是没有盈利的）。在我看来，对于任何一个企业，将其销售额的仅仅1%回报给社会，都是微不足道的，因为，企业从所处的大世界中得到了太多却从未付过费用。例如，如果没有大量免费的自然资源，我们如何能制造出任何产品？而如果没有诸如法律、道路、和货币之类的大量社会基础设施，我们又将如何销售这些产品？我乐意这样想：我们都应该为作为有限责任企业所享有的特权而付出1%的使用费。

　　我还曾热衷于一个理念：以实证向其他公司证实，捐出销售额的1%，仍然是能够存活的，而运营资产公司可能触发一个能够改善世界的运动。我承认这是白日梦，但又不是全无逻辑的梦想。我的想法是，以1%的销售额回报社会，犹如给我们的基因（DNA）加入了一个变异基因，如果它能够在市场环境中存活下来，就可能被传播开来。当对新员工宣讲时，我总是会讲，我们公司所追求的是，使社会责任的基因成为未来的商业主导基因。

　　当我在1995年从运营资产公司退休以后，我逐渐开始反思我曾浸淫其中的这个逐利的世界，我曾在其中花费了二十年时间尽我所能来对其系统进行测试，试图尽可能远地将其推向双重的底线。我与那些对于自然、雇员、与社区抱有真切关心的经理人和投资者们同袍共事，到头来，所有这些抱有良好动机的人们还是丝毫不能撼动追逐利润的主导底线，即使在生意增长的时候也不能。

　　反思之下，我意识到，自成年起我就一直在追问的问题实质其实是：资本主义是否是短缺问题的完美解决方案？或是，它本身就是现代的中心问题？这是个多重层次的问题，但对于各个层次的解析都使我达到了同一个判断：尽管资本主义在其产生之初的确曾是很棒的解决方案，但今天，它已经成为了当代的中心问题。它曾经是正确的，然而，时代已经改变。

　　当资本主义诞生之初，自然资源丰富而资本短缺；于是，优先鼓励资本发展就是很合理的。时至今日，我们已被资本所淹没，而自然资源却在被迅速地消耗掉，同时正在丢失的，还有那些丰富我们生活的各种非物质的社会性的安排。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已完全过时或一无用处，但这的确意味着我们必须对其加以修正。我们必须使其适应二十一世纪而非十八世纪。并且，这是可以做到的。如何对资本主义这样一个如此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加以修正呢？又如何能够从容优雅地将痛苦和干扰降低到最低呢？答案是：像比尔R26;盖茨那样，升级操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