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本书中所提到的企业，特指那些在股市公开交易股票的企业。它们都具有董事会成员，一系列高级管理人员，以及随时波动变化中的股东，董事与高管对于股东负有法律的责任。这些企业具有一个清晰的使命：为股东谋求利益的最大化。

　　当亚当R26;斯密（Adam Smith）在1776年著述《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时,大不列颠或美国的企业还只是寥寥可数 ，主流的商业形式是合伙制，由一小群彼此熟知的人合伙拥有并运营的企业。在大众看来——与斯密相同——由经理人向陌生人出售股票的企业形式，从来就是靠不住的。无数丑闻都在证实这种观点。然而，随着企业的兴起，合伙制显现出其不能聚集充足资本的局限。而企业的明显优势则在于，能够从陌生人群那里聚集到足够的资本，在这一方面，得助于法律关于股东责任限于其投资额的规则。

　　早期的美国，法律部门以一次性的颁布条例对企业实施控制。典型的做法是，针对某一项商业活动——例如，修建一条运河并收取使用费用——而得到特许经营权的某个企业，这个企业只能在颁布的条例范围内运营，不许做其他事情，在特定的年限之后，条例失效。

　　这种局限并未持续很久。十九世纪中期，企业已经可以应用任何法律手段来并购其他企业，而拥有无限的寿命期限。1886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决，企业即是“法人” ， 并享有根据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公民权利。实际上，一个企业连锁机构已享有了包括不朽、自治以及有限责任的至高的主权权力。

　　这些改变使得企业不但拥有了巨大的经济能力，还有巨大的政治能量。不同于普通公民，企业可以支配大量的金钱，应用这些金钱，他们可以雇用说客，影响公众意见，并对政客们慷慨捐助。只要是符合他们的需要，他们就可以起诉或是以起诉相威胁。他们唯一不能作为的就是选举，然而以他们所拥有的丰沛能量，他们几乎不必操心选举这码子事。至20世纪末，企业的威力——经济与政治的威力——已遍及世界。以美国主导的国际条约，不仅降低了关税门槛，还延伸了企业的财产权，减弱了主权国家对企业的不同方式的约束。简而言之，企业所希冀的主要部分都已得到实现：即，他们可以在全球市场上自由无碍地调度原材料、劳力、资本、产品、纳税义务、当然，还有利润。

　　这些都没什么不好，只除了两点：第一，尽管有最高法院的把守，现代企业毕竟不是一个真人，而是一个为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所设计出来的自动机制。它最大限度地将成本外部化，并非它想要这样做，而是必须要这样做。它从不会休息或减速，也永远不会当达到某个预设的利润指标时而做出“够了，我们就此歇了吧”的决定。

　　第二个困境是，这些自动机制会持续地变得更大、更强。1955年，财富500强企业的销售额 占到全美国国内销售总额的三分之一，至2004年，这个份额已经达到了三分之二。也就是说，这几百个企业不仅吞噬着公共权益，还吞噬了数以百万计的合作方式的小公司或专有的企业。（见图2.1）

　　华尔街VS“大街”，1953年-2000年

　　销售金额（十亿美元）

　　专有制与合伙制 企业

　　源引：美国历史统计，Colonial Times to 1970 （Washington, D.C.：美国商业统计局，1979），参见网站：http：//www2.census.gov/statcomp/documents.;see 1970op2.aip.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ates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the Census, 2005). http：//www.cunsus.gov/prod/2005pubs;see o6statab/bus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