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将政府是否自然倾向于拥有资产方的这个问题暂且放一放，先来关注一个纯粹体制性的问题：税收是否是一个保护自然资源的好工具呢？我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经济学家们鼓吹“绿色税收”已经有八十多年之久，该是从这个老掉牙的药方儿向前挪动的时候了。

　　以税收来保护自然资源 的设想早在1920年就由当时剑桥大学的顶级经济学家阿瑟R26;皮古（Arthur Pigou）提出来了。乍看起来确实有些道理。如果污染没有代价，就会有很多污染；如果征税，污染自然就会减少了。税收迫使污染者将一些向外部的释放转为内部消化。

　　至此，都挺好。然而，魔鬼存在于细节之中。例如，由谁来确定税率？使用什么计算方式？行动的速度有多快？他们对谁负责？还有，收上来的钱将用在哪里？

　　当联邦政府制订税率时，主要是由筹款委员会（House Ways and Means Committee)，还有参议院财务委员会（the Senate Finance Committee）具体操作的。任何一个国会的观察员都会告诉你，从提案，听证，到发布政策，起草税法的过程是令人生厌、繁杂、和耗费时日的。而这些过程中比什么都更重要的，就是使华盛顿的说客们得以整日忙碌在他们的手机上。

　　委员会成员在制定税法时所根据的公式是什么呢？他们最经常根据的，就是什么对于再次获选连任是最有利的。他们不是经济学家，他们是政客。他们想要取悦捐助者和选民。至于保护自然资源或是后代人类，并不是他们心目中最紧要的事情。于是，污染税法永远不会被置于其应有的高度。

　　来看看一个真实的例子——碳排放税。对碳排放课税，在理论上可以减轻全球变暖。但若想真正产生效果，就需要设定极高的税率。这就是说国会必须逐年提高汽油、天然气以及电力的价格，从而会影响到所有企业和消费者的账本，这是不大可能会发生的。

　　在大多数时候，主流经济学者会大声疾呼，“不应由政治家定价，让市场来定价！”在任何时候，都应由价格向世界明白宣示买家愿意付的价格以及卖家可以接受的程度。政府对于这个过程的干扰或延迟，就会导致短缺资源的低效供应，还有国会自身期限的宝贵时间的浪费。

　　那么，为何皮古及其追随者会将定价任务交付给政客们呢？在他们的观点看来，是没有其他选择的。总得有什么人来为污染定价吧，他们认为没有其他人可以做得成这件事。然而，确实存在着其他选择。

　　以管理国家货币供应的成立于1913年的联邦储备委员会 （the Federal Reserve Board）为例。联储会是一个混血的实体，从技术上，它是一个由成员银行拥有股权的企业，然而，董事会的七个成员是由总统任命并由参议院批准的，任期可延续十四年。联储会设计的天才之处在于，其董事们可以制定艰难的经济决策而不必冒落选的风险。具体来讲，他们可以提高利率，那意味着商务贷款与成千上万选民的信用卡付款的更高成本。没有政客会愿意做这事，感谢联储会的存在，政客们也无需去做这件事。当选民抱怨高利率时，议员们就会指着联储会说，“和他们说去。”这个模型是如此有效，以至于几乎被当今所有的国家所采用。

　　可以想象一个管理碳排放和其他污染的类似的机构。其领导人都可能有很长的任期，他们肩负着未来人类的信托的责任。他们可以做出强硬的经济决策——如提高能源价格——而不会导致政治自杀。这些机构可能会得到当选在任的政治家们的喜欢，恰恰因其能够为他们转移责任和责备。

　　这还并非是政治性定价的唯一选择。我们从那个 “碳排放权交易”（cap-and-trade）项目中了解到，市场也是可以对污染制定价格的，在这类系统中，政治家有一个重要的任务——他们制定系统以及分配初始的资产权——当这个任务一旦完成之后，他们就可以不必再操心价格的事了。

　　关于污染税的另外两个问题是，谁付税？钱给谁？关于第一个问题没有太多争议，由消费者——也就是说，几乎所有人——付税，因为，任何加在污染者头上的污染税，最终都会以更高价格的形式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消费者可以通过少买那些制造污染的产品，而“避免”付出额外的税，这种“避税”是有利于自然环境的。但是，许多消费者并没有太多选择来减少或转换他们的购买，他们必须驾车去上班，必须给房子供暖。并且，由于低收入家庭将几乎全部收入都花费在必需的消费品上，所以在实际上，他们承担了更高比例的污染税负担。

　　至于第二个问题——钱给了谁？——钱都进了国库。正如任何税收一样，污染税也是将钱从私人腰包里转移给了国家。然后，由政治家们去决定拿它来做什么。政治家们可能会公平、智慧的使用这些钱，但对这一点可是没有保证的。若以现代历史为鉴，他们将会把其中大部分用在扩张军工产业?以及为助选的捐助者们减税。

　　还有一个基本的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税收并不是一个保护自然资源的有效工具。高昂的污染价格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我们所真正希望的是降低污染。课税最多也就是个绕道的办法。我们推测，提高污染的代价就会降低污染，但即使是最智慧的经济学家也不知道究竟要多久才能实现污染的降低、或是究竟能降低多少。我们所能做的只有通过实践来摸索。制定税率者的绝大多数时间都会花费在该提多少价才能降低多少污染的争论上，而实际上我们所应该争论的是，我们应以何等速度将污染降低下来。当这个争论有了结果，我们才有可能将阀门控制在一个同意的水平之上。这并不是以污染税能够实现的。

　　简单地讲，污染税虽说比什么都没有强一点儿，但远非保护自然资源的理想方法。它会使得污染者将本来向外部转移的一些成本转移为内部消化，但只可能是以笨拙、消极、并且全无效率的方式。我们应当考虑，是否有其他方式可以将其成本内部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