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阿拉斯加宪法，全州的自然资源属于其人民。1970年代，共和党籍的阿拉斯加州长杰伊R26;哈蒙德（Jay Hammond），严谨地执行了这一法规。当石油开采之风从北坡（North Slope）席卷而至时，他推动实施了由阿拉斯加全体居民共享开采权使用费。经过无数战役之后，终于形成法规：本州石油开采全部收入的75%交归州政府，并以此取代税收。其余25%归入阿拉斯加永久基金，并以此基金代表全体阿拉斯加人民的平等利益进行投资。

　　自1982年以来，基金的增长已经超过300亿美元，并每年向所有居民发放红利，包括儿童（见图3.1）实际上，它就是一个代表所有现存和未来的阿拉斯加居民权益的巨型共同基金。即使当石油被开采枯竭之后，它仍将继续造福于所有居民。诺贝尔得主经济学家弗农R26;史密斯 ，（Vernon Smith）一位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的自由主义学者，将其称为“一个全世界的政府都应效仿的好模式。”

　　另一个可能的出路，是将政府从企业的控制下解救出来，不只是临时的，而是长久地解救。但说着容易做起来难啊。企业已经淘汰了其老对头劳工组织，还将媒体变成了喉舌。在竞选资助时偶尔会出现一些突破的机会——例如，现在禁止企业在向政党捐助所谓的软钱——但企业的金钱总能找到其他的流通渠道。此类投资的回报实在是太高了，他们不会轻易止步。

　　这么说就没有希望了吗？我并不这么认为。机会之窗很狭小，但并非不存在。在美国的历史上，每个世纪都会出现一、两次反企业化的浪潮。在十九世纪，我们经历了杰克逊和林肯的时代，在二十世纪，则是西奥多与弗兰克林R26;罗斯福主政期间。我肯定，二十一世纪还将会出现同样的经历，也许要付出一些灾难性的代价——又一场战争、萧条、或是生态灾难——才能触发下一个反企业化运动的兴起，但或早或迟是一定会发生的。我们的任务就是，当它到来时，已经做好了准备。

　　何谓机制性的准备呢？我认为，有三件事情，第一，我们必须对于政府的角色有一个恰当的认知，这个角色不是去运行经济或是直接管理公共权益，而是将公共资产权托管给可信赖的守护者。第二，我们必须对如何修正我们的经济体系做好规划，不仅是在表面症状上贴块膏药而已。第三，我们必须意识到，任何反企业化的兴起都会是短暂的，我们必须能够利用这狭小的机会之窗迅速建立起能够持久持续的机制。

　　法律，法规，以及税率的作用，都很容易因企业的厌恶而被取消或是被削弱。而相对应的，为构所拥有的资产权，则能够持久。所以，我们应专注于建立此类的机构，并赋予它们永久的资产拥有权。

　　不要误会：要使资本主义与自然和人性之间达到和谐，远非几场拳脚棍棒的争斗就可以解决的。这将是长达三十到五十年的项目。在此期间，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为此，我不会对国会中的微弱而含糊的多数抱有太多希望。如我们都将看到的，我将会把希望寄托于公共权益的信托机构，它们被赋予资产权，并以人类及其后代的最大利益为天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