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到了近代，人类社会在政治民主、工业革命、商业和资本主义变革、城市文化兴起的伟大转变时期，权力、财富和资源重新分配，阶级和贫富分化严重，大众文化兴起，精英文化和信仰衰落。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很多伟大的艺术家、思想家、作家和诗人，但他们表现和表达了与众不同的见解和人类集体走向的想象，批判现实和创造了新的语言世界，但他们中的很多人最终精神失常和崩溃了，或者被认为是疯子、同性恋者，或者被送入精神病院。但这些人的思想和艺术语言已经成为今天普遍的主流文化或者大学课程的一部分，比如哲学家有现代性思想的先驱尼采、存在主义先驱克尔凯郭尔、西方马克思主义先驱阿尔杜塞、后结构主义思想家福柯；艺术家有文艺复兴后期的卡拉瓦乔、后印象派的梵高、法国象征派诗人兰波、意识流女小说家吴尔夫、德国新浪潮电影导演法斯宾德、中国朦胧派诗人顾城等。

　　艺术领域实际上像一个人类社会所谓“精神病”者的一个精神避难所，这个领域从不将精神异常或疯癫看作是一种病，而是将这些“精神病”者看作人类思想和艺术创造可能的精神探索者。即使在思想和艺术创造上没有天分的精神异常和疯癫者，也将艺术看作是一种精神治疗的手段。从人文主义的角度看，哲学、文学和艺术也确实帮助人类从精神苦难和压迫中自我拯救，艺术可以使人类痛苦审美化，文学可以使混乱的自我经验叙事化，哲学则可以使自我对总体性的认识形而上学化，从而找到一个把握自我和外部世界的参照系。在这个意义上，艺术和哲学都是一种真正意义的精神拯救和自我治疗的途径。

　　郭海平在他“精神病院”内的日记中写道：“我现在主要精力是集中在以艺术的方式关注当代社会公众的精神问题”。这是一个当代艺术或者社会学领域非常有开拓性的课题。他在2006年12月5日的一篇日记还写道：“今天我突然发现自己不再畏惧黑暗了。刚来精神病院，医院将我的住处和病人们使用的画室都安排在一幢住院病房的顶楼。刚开始，每到夜晚就有一种恐怖的感觉，四、五百平方米的整个四层楼只有我一个人，稍有动静，即使是走路都会有清晰的回音，为了减缓这种恐怖感，我总是打开整个楼层的灯光。二个月的时间过去了，不知不觉地我开始关闭一些灯光，今天晚上我看到一间房间的灯还开着，我便去关上这个房间里的灯的开关，当灯光息灭时，房间里一片黑暗，这时我却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舒畅，也就在这一刻，我忽然发现自己开始喜欢起黑暗来，也许是巧合，我今天画的一幅作品的背景选用的也是黑色。”

　　从这段日记中，可以看到郭海平在深入“精神病”实施这项计划时，尽管他事先做好了各种思想准备，但是他的自我状态还是处在一种恐惧和探险的临界点上。即使他曾经有过心理医生的经历，他家族也有过类似的“精神病”患者，但在这段日子里，他这个算是与精神异常者有过接触经验的人，个人的内心还是走到了一个自我极限的边缘，但是他最终越过了这道界限，从而打开了一扇门，进入另一群被抛弃在社会边缘的人群的精神世界。在他深入的这个人群中，原先他只是想进入这群人的特殊内心世界，了解他们“精神病”产生的社会背景，并且用艺术这种更人道的方式去治疗他们。但这次本来只是一个社会调查和艺术治疗课题的实验行为，很快使他产生了意外的收获，很多“精神病”的艺术创作像绘画、陶艺和诗歌写作，他们对色彩、空间形式和自我经验取材能力都表现出了一种惊人的天赋。比如像崇拜机械装置的刘传军，他所画的机械装置绘画在色彩和空间丝毫不比正常的艺术家逊色，尽管他没有受过专业绘画训练，但他的形式感极强的机械绘画与法国怪异机器装置艺术家廷格里有异曲同工之妙。

　　艺术本来就不是一个纯理性和日常性的工作，它强调的是与众不同的自我想象和超越日常的体验，艺术的杰出创造主要来自人的潜意识和超现实经验领域，这一点恰恰是“精神病”者的精神领域最活跃的部分，只是这个精神的无意识和绝对自我的部分没有找到社会表达的语言体系和接受形式。郭海平教会了不少“精神病”人画画、做陶艺和写诗歌，这些人实际上也不是被教会的，而是郭海平激发了他们的艺术潜质。德国著名现代艺术家博伊斯说“人人都是艺术家”，就是强调每个人内心世界实际上都有成为艺术家的潜质，只是有些人被现实意识压抑了。郭海平从这些“精神病”艺术家的作品中选出了一部分优秀之作，从艺术的角度看，这些“精神病”艺术家都具有相当高的艺术天分，很多作品如果以常人或者知名艺术家的名义展出，也许真的可以进入专业艺术展览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