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海平

　　在我刚满二十岁的时候，我接触到一帮年轻的艺术家，他们的言谈举止，他们的思维和情感表达方式与我见到的其它同龄人明显不同，在他们的目光中我看到了一种奇特的神采。我为之倾倒，也正是从那一时刻开始，我便一直沉陷于这种“神采”之中不能自拔。有时我会认为这种“神采”就是一种生命的光芒，有时我也会认为这本身就是生命的一种燃烧形式。

　　毫无疑问，这种“神采”使原本就不安分的我变得更加放肆和任性，同时，我也感到了某种莫名其妙的惶恐和不安。我与这帮艺术家很快便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从此，我与他们一道也开始神采飞扬了起来。我们标新立异，我们无拘无束，我们尽情享受着自然生命的活力，热情，癫狂，痴迷，奔放。这一切让我的青春岁月残酷而难忘。

　　也正是从那一时期开始，我对艺术与人之间的异常关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精神层面上，艺术家和精神病人无疑具有某种相通之处。他们都是我们这个社会中极为特殊的一群。所不同的是，艺术家得到了社会一定的包容，而精神病人则往往受到社会的排斥和压制，常常成为人们歧视和排斥的对象。其实，对于精神病人的内心世界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病态，多大程度上是一种常态，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真实的人性，又在多大程度上背离了生活的正轨，所谓的正常与不正常之间的界限究竟在哪里？——我常为之困惑不已。

　　有资料证明，在“疯狂”与“天才”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联系，疯子与天才只有一线之隔。像贝多芬、莫扎特、安徒生、康德、巴尔扎克、凡高、蒙克、伍尔芙、乔伊斯、叶赛宁、庞德等等都常常成为人们例举的对象。

　　在我的经验中似乎只有那些极富智慧、对事物极为敏感的人，只有那些不甘平庸、喜欢在自己精神世界里沉醉和畅游的人，才最容易与现实发生冲突并在心理上留下障碍，久而久之，他们的心理上便形成了某种错乱的病态表现。

　　有意思的是，在精神病医学尚未出现和尚未进入中国以前，不少艺术家就曾将“痴”、“癫”视为一种境界，如顾痴（顾恺之）、黄大痴（黄公望）、倪迂 (倪云林)、梁疯子(梁楷)、米癫 (米芾)、癫张醉素 (张旭、怀素)等。其实，这与西方社会理解的精神病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文人的疯癫大多数都是受主观意识的控制，对此，我们会常常见到后人用“佯狂”和“佯疯”来描述他们疯癫。事实上，在那些特定的年代，他们似乎只有通过这种“佯狂”和“佯疯”的方式才能逃避道德、法律和政治方面的限制和迫害，并从中谋取一些有限的精神自由，这也可以算作是中国文人在压力面前的一种独有智慧。而在西方，我们很少见到装疯卖傻的艺术家，像凡高、蒙克等人都被医学确诊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不过这丝毫没有影响他们在精神世界里的崇高地位，也丝毫没有影响公众对他们艺术创作的欣赏和喜爱。遗憾的是，多数国人仍将精神疾病视为是一种不光彩的精神残疾，精神病人和他们的精神世界仍然被主流社会有意无意地忽视。事实上，像凡高和尼采这样的精神病人已注定成为历史，这是因为，今天的法律、医学和道德已难以容忍他们的再次出现。但我依然坚信，自由的意义其实就是在不断的挫折与对抗中才能得到体现，但在多数人眼里，自愿选择“挫折”和“对抗”的人很可能就是人的一种病态的表现。这些年，我的精神状态一直在病与非病之间徘徊。我的精神世界有时变得脆弱而敏感。我亲眼目睹了周围亲朋好友乃至家人在社会快速变迁过程中发生的种种变故。我终于发现我已经不能遵循正常人的生活，我无法像大多数同龄人一样结婚生子，上班下班，过着规规矩矩的正常人的生活。现实中，我也常常对自己的不正常产生怀疑，这时，似乎只有艺术才能够帮助我摆脱这些困境。

　　精神疾病与艺术创作之间的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一直吸引着我，同时也让我常常感到困惑。1989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一家印刷厂的设计室调到一家政府主办的心理咨询机构工作，一干就是四年。在那一段时间里，我每天都要接触到许多寻求心理支持和帮助的青年人。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人性中挣扎的种种表现。我发现精神疾病其实早已真实地存在于我们这个社会的各个角落，所谓病态其实正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常态。它促使我从更为广阔的视角思考病与非病、健康与不健康，道德与非道德，正常与不正常，意识与潜意识和无意识等等问题。为此，我邀请了多个领域的专家成立了“艺术分析部”，期望能够从中获得更多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