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最终我还是把希望投向了艺术创作的实践，因为我对艺术与人精神之间的那种紧密联系渐渐有了越来越多的领悟，或者说，只有进入艺术创作的实践，我才能真正领会什么是“自由”，什么是精神“障碍”和“疾病”。

　　十年过去了，我没有停止在艺术上的探索。有一天，我在画画的实验中获得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这是一种类似于电流穿越全身的感觉，或许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茅塞顿开和豁然开朗。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这是一次全身心的瞬间体验，正是这种神秘的体验感受让我放弃了手上的其它工作而做出了做一名全职艺术家的决定。对此，很多人并不能完全理解，甚至有人认为，这又是一次带有病理特征的不同于正常人的决定。从那时开始，我尝试了各种自由开放的艺术表现方式，除了绘画，我还涉足摄影、装置、行为艺术等等。为了进一步拓展自己的视野，我参与了多个展览的策划，期望与更多的艺术家和公众形成更为开放的互动。与传统的绘画和心理咨询实践相比，当代艺术则是一种开放的文化互动过程，我非常享受这种互动的过程，从中我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这也许就是一种人的自由的实现和健康生命的具体体验。

　　2005年我邀请了27位中国当代艺术家围绕着“病”的主题在南京美术馆举办了一场“病：我们今天的艺术”展，在这个展览画册的前言中，我试图对近20年的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状况进行一个整体的理性反思。我认为，近20多年来中国的先锋艺术中，“病”作为一个重要的主题，其表现是十分充分的。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伤痕艺术”［注1］到90年代初兴起的“玩世现实主义”［注2］，然后再到21世纪初“青春残酷”［注3］主题的兴起，其大量作品背后都隐藏着一个共同的“病”的主题。过去，大家之所以不愿正视，一方面也许是因为“病”与“美术”理念的冲突，另一方面，也许与中国人讳疾忌医的传统习性有关。我之所以选择“病”作为主题，是因为这些年的所见所闻使我对“精神疾病”有了更为痛切的感受。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反思和关注这些问题，用艺术的方式介入这一主题，这应该是我对精神疾病和人的自由问题思考的另一种延续。

　　2006年，我认识了江苏康曼科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聂鹰先生。正是因为有了他的慷慨帮助，我才如愿以偿地住进了依山傍水的南京祖堂山精神病院，在精神病院里，我实现了近距离观察和了解精神病人的愿望，并最终顺利地完成了研究精神病人艺术创作的计划。应当承认，我们对精神病人文化及其精神世界的研究要远远落后于西方许多国家，直到今天大多数中国人对精神病人仍然并不了解也不愿了解，即使是医疗系统，关锁式治疗［注4］仍是我国大多数精神病院对精神分裂症病人施行的普遍治疗管理方式。而早在一百年前西方社会就出现了弗洛依德这样的精神病研究大家，尤其是法国艺术家杜布菲［注5］坚持不懈的努力，使得精神病人的艺术逐渐受到公众关注。通过对这些艺术作品的欣赏，公众对精神病人的精神世界有了更为生动和具体的认识。今天，法国、德国、瑞士、巴西和美国等许多国家都相继成立了展示精神病人艺术的博物馆，精神病人的艺术创作已经成为人们探索人类心灵和潜意识的重要渠道。我与聂鹰先生交谈最多的内容就是力争在中国建立第一座“精神病人艺术馆”［注6］，以改变国人对精神病人存在的种种偏见。不可否认的是，在社会多方面的努力下，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精神病人的权益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南京祖堂山精神病院始建于1952年10月，它坐落于南京市著名的南郊风景区内。祖堂山有着漫长的建寺历史，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南朝最后两个皇帝死后就埋葬在祖堂山山脚下，著名的“弘觉寺”与精神病院也仅仅只有一墙之隔。这真是一个绝妙的安排。皇帝陵墓、寺庙与精神病院，三者均与出世和人的灵魂有关，冥冥之中似乎有一个神秘之手相牵。郁郁葱葱的丛林、沁人心脾的空气、飘荡在夜色山谷里打更的声响，让我有种跨越时空之感。在实施整个计划的三个月里，我们为病人们提供了油画、丙烯、水彩、彩色铅笔、油画棒、陶土等多种艺术工具，但由于参与这项活动的一百多位男女病人（全院七个病区都参与了这项活动）绝大多数都不曾有过绘画的实践经验，因此他们无法适应各种绘画材料属性的特殊要求，如很难掌握调色中应当遵循的擦笔、洗笔、换笔，以及轻重缓急的基本要求。在这种情况下，选择用油画棒画画就成为大多数病人的首选，再加上他们一意孤行的思维方式和药物的干预，他们的作品便呈现出了自身特有的意味。在三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一共完成了三百多幅（件）作品。通过对他们创作过程的细心观察和分析，我从中获得了许多从未有过的体验与领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