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住院病人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不自信”，一般情况下他们都表现出十分的谦卑和温顺，这一点与我们通常认为的精神病人的“疯狂”正好相反。但很快我便发现他们之所以会出现这种集体的“不自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抗精神病药物和医院的特殊环境的持续作用。正因为他们普遍表现出极度的不自信，使得大部分病人很难介入到我们为他们安排的艺术活动中来。在我接触的一百多位病人中，主动要求参与艺术活动的只占极少比例。大多数病人需要的还是不断地鼓励。相比之下，那些住院时间不长的病人，则表现出较为积极的参与热情。本书介绍的作品大部分属于这两种类型的病人所作：第一种是生命力和意志力特别顽强的病人；另一种则是属于住院不久的病人。

　　但不管平时多么谦卑和不自信，一旦拿起画笔，大部分病人都会表现出相当的独立、坦诚和自由。在具体的艺术实践中，不少人都没有我所预想的那些心理障碍。他们随心所欲，他们自由自在。这也许就是精神分析学家们常说的“真实让你获得自由”。极度的不自信和极度的自信就这样奇异地交织在一个人的身上，由此形成了另一层意义上的精神分裂。

　　习惯于从高空俯瞰事物，这是我观察到的精神病人作画的一个独特现象。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视角，我认为至少可以反映出他们经常具有这种特殊的俯视体验，这是一种飞翔在天堂中的体验，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他们不同寻常的精神运动状态，这也许是精神药物的作用，也许这就是精神病人对世界的特殊感知方式。这一发现立刻让我联想到中国当代艺术眼下正在盛行的“升天”、“飞翔”、“飘”、“登高”和“俯视”的画面，这或许是一种巧合，或许是这些艺术家的精神也出现了某种与精神病患者相似的体验。艺术家、精神病人、现实、超现实和自由等等文化概念在我头脑中又一次陷入到了无法理清的混乱状态。

　　这一次住院的体验，使我对精神病医学、精神病人以及他们的艺术创作和感知世界的方式等问题都有了许多新的认识和感受。从社会设定的角色看，我是以一个健康的艺术家的面目出现在病人们面前的，但从另一个方面看，我却又更愿意与那些被称之为是病人的患者为伍，这不仅仅是因为情感，更多的应该还是一种内在精神的相通。在观察精神病人的同时，我也在不断地反省自己的内心世界，这一切渐渐又会聚成了一个全新的没有头绪的谜团。为了表达住在医院的种种感受，我除了以日记的方式来记录每天观察的结果与心得之外，也经常会在病人们都离开画室之后便拿起画笔来表现我内心深处的特殊感悟和感受。在这批绘画作品中，无数扭曲的形体挣扎着相互缠绕、相互交织在一起，他们也许是从黑暗中蓬勃而出的生灵，他们挣扎着，相互纠缠在一起，（见图147、148、149）其实，在那一时刻，我发现挣扎、纠缠的不仅仅只是他们这些住在精神病院里的病人。

　　这一次住院的体验，也让我对精神病医学、精神病人、艺术、以及灵魂等问题都有了许多新的认识和感受。我感受到了当今精神病医学的欠缺和浅薄，也感受到了精神病人内心的那份悲哀与凄凉，同时我也隐约感受到人的灵魂的存在和艺术对人精神关照的无限可能性。作为一名艺术家，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让公众在欣赏精神病人艺术作品的过程中去了解他们的精神状态和我们今天现存文化的真实处境。

　　这次深入精神病医院的艺术实验活动得到了医院领导的热心支持，他们不仅为我和病人们提供了宽敞的艺术活动场所，同时还从紧张繁重的医疗第一线抽调担任过男女多个病区主任的王玉女士协助我开展工作。王主任一方面要负责自己病区里大量繁忙的工作，另一方面又要照顾到我这里的每一步进程，短短的三个月时间里，王主任共计病倒了五、六次。正因为有了王主任细心周到的安排和介绍，才使我与病人之间最终实现了非常完美的合作。

　　为了让读者和观众更好地把握精神病人的艺术创作，我与王玉分别撰写了“艺术评述”和病人的“病史及临床表现”。另外，我还邀请了国内著名当代艺术策展人兼批评家朱其博士和著名文化学者汪民安博士为本书撰写了前言，我相信他们的介入一定能够弥补我的许多缺陷与不足。朱其博士是中国当代艺术领域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批评家和策展人，十多年来，他对当代人的精神状态和走向始终都保持着高度的关注。汪民安博士则是研究西方后现代文化的著名学者，不仅如此，他在中国当代艺术理论领域也有着较高的声誉，他的专著《福柯的界线》是让中国读者走进西方后现代文化的优秀启蒙读物，眼下，他的另一本从全新的视角研究尼采的专著又即将与广大读者见面。我确信，有了上述三位专家学者的支持，这本书的文化艺术价值一定会得到较大程度的提升，借此机会，我对他们的热情帮助表示最真诚的感谢。

　　2007-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