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给我看的剧本，是他改过一次的，可是他坚称是初稿，还要大修。我提了不少意见，尤其是涉及历史氛围的细节部分，有些语词表达的方式不妥，有些应对的关节别扭，都要改。我建议他去找几位常年生活在上海的老克拉，听听他们的意见。后来他来香港拍片，正逢我组织了一个国际人文会议，来了好几位研究上海近现代史的专家，就一一给他介绍了，要他到上海时可以咨询。有的是研究上海城市地理变化的，有的是研究上海文化变迁的，还有一位是研究76号(汪伪特工总部在极司菲尔路76号)秘密机关的。

    影片已经开拍了，时间很紧，他还都一一求教，力求精准地掌握时代氛围。

    他请我帮的一件大事，是把剧本的英文修订稿翻译成中文，以便再做修订，我这才搞清楚，他编订剧本的编剧流程，原来是如此繁杂，也因此而精密仔细：先有大纲，写成中文初稿，译成英文，有了英文初稿，再修订改写英文稿，写出英文二稿，译回中文，就有了中文译稿，再用中文译稿来修订，他自己也参与定稿，就可以开拍了。我问，为什么要翻来翻去呢，他说，因为有两个编剧，一个是中国人，一个是美国人，他要让他们自由发挥，同时又能吸取两者之长，如此，拍出的影片可以同时照顾到中国观众与欧美市场。我听了，茅塞顿开，才知道李导演果然不同凡响。同时照顾艺术与市场，不是我这种书呆子。我太忙，无法独立担当翻译，于是请了一位翻译家负责，自己只做润色的工作。突击了一个多星期，译稿全部交差，至于导演怎么处理最后的定稿，如何运用来回修订的剧本，就非吾所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