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调令的第二天，我到湾仔巴基斯坦驻香港领事馆办理签证时正赶上休息日，有过一面之交的签证官不慌不忙地让我等两天。我急了，扒着窗户向他诉说中国记者到巴基斯坦采访的重要性。签证官被我磨得没办法，很快为我办好了签证，临别时还送我一句：“回来见。”

    之后几天，在分社领导“全力配合”的指示下，分社各部门的同事都在围着我一人转。我更是抓紧一切时间办理签证手续、准备摄影器材、调试通讯设备、购置各类物品等，每天忙碌到深夜两三点钟。出发前一天晚上，我的好友、香港《大公报》摄影部主任郑雷还帮我选购了前线采访所需的数码相机磁卡、战地靴等必备物品。直到出发前的几小时，我还和技术人员跑到九龙半岛那边的一家公司去调试新买的数码相机磁卡。我曾多次向分社领导表示，通讯传真线路的问题是我最担心的。

    在购买机票时，我遇到了新的困难。香港直接飞往伊斯兰堡的飞机很少，一周只有两班，最近一架航班的普通舱机票早已售完，只剩下两张昂贵的公务舱机票。负责帮着定票的同事犹豫地向分社请示，分社领导当即表示：“去前线采访，花多少钱也没问题！”组织上这句不经意的话，却使我颇受感动，“为了这句话，也要干出个样子！”我这人受人滴水之恩便总想着回报。最后，我拿到的这张香港到伊斯兰堡的往返机票硬是花了分社14936元港币（约合1900多美元），比普通机票贵很多。

    临走前的那两天，我的手机差点被打爆，平均每天都接到香港和北京同事、朋友们打来的数十个慰问电话。摄影部主任徐祖根一方面叫我保证安全，一方面提醒“要多与美国和英国记者在一起”，理由是“美国的导弹总不会炸美国人”。摄影部副主任徐步打来电话说了10分钟，仅“注意安全”就说了不下十几遍。分社摄影组的同事沈桥严肃地告诉我，到前线后务必要买顶维族的白帽戴在头上，以免受到伤害。临走的前一天深夜，一帮香港新闻界的朋友硬是把我拉过去吃送行饭，还一个个涨红着脸非要拍张留影。出发的当天，我人大的老同学、中央电视台驻澳门分社记者李风得知消息，一大早便坐船赶到香港，在分社外面等了一两个小时后，硬是拉着我喝了“壮行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