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入“民先”不久，他便要求奔向那光明的所在——延安。中共党员侯方岳为他办理了前往延安的手续。中共早期领袖人物赵世炎之姐赵世兰，亲笔为他写了给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以及延安的介绍信。于是，十五岁的田家英便进入了红星照耀下的圣地……

　　到了延安，几乎没有人知道曾正昌其人——他改名田家英了。从此，田家英这笔名成了他的名字，而他的原名倒鲜为人知。后来，另一个也叫田家英的人进入延安。为了避免同名同姓带来的麻烦，那个田家英改名为陈野苹，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田家英进入陕北公学学习。陕北公学是延安大学的前身，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校长成仿吾。

　　在陕北公学学习才几个月，1938年2月，十六岁的田家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同年3月，田家英结束了学习，被组织上留在陕北公学工作。他最初的两项职务，便显示出他日后的特色：一是担任中共陕北公学总支秘书——他办事细致、认真，后来被毛泽东看中，毕生从事秘书工作；二是担任中国近代史教员——喜欢文史后来成为毛泽东和他的共同兴趣。

　　一年之后，田家英进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在那里学习了一年，留在那里的中国问题研究所工作。

　　1941年9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室主任由毛泽东兼任，副主任为陈伯达。下设几个组，政治组组长为邓力群，国际组组长为张仲实，等等。中央政治研究室成立伊始，从各处选拔研究工作人员，总共大约选了四十来人，其中有十九岁的田家英。田家英分配在经济组，后来调往政治组。在那里，田家英结识了董边——她在政治组。

　　其实，董边也在陕北公学、马列学院学习过，该算是田家英的同学，但是那时他们不认识。

　　董边，这个1918年出生在山西五台山附近的姑娘，有着一番传奇经历：

　　她的父亲是商人，“二掌柜”。她的母亲，一连生了两个女儿。她的父亲非要个儿子不可，讨了小老婆。这时，她的母亲又怀孕了。父母都盼望着这一回生一个儿子。母亲临盆了。当时山西农村的习俗，生孩子时蹲在尿盆上分娩。一看生下来的又是个丫头，母亲失望了，盖上尿盆的盖子，不要这女孩。幸亏给隔壁的崔大妈知道了，从尿盆里救起这女婴。崔大妈说：“丫头也是人呀！”这个女婴便是董边！

　　不过，由于在尿盆里受凉，被崔大妈救起后放在炕上也没人理会，女婴挨冻，从此落了个病根——哮喘。直至今日，哮喘仍折磨着董边。

　　就因为是丫头，董边从小就受气，母亲也受气。董边心中憋着这口气，发誓要为妇女争气。她的两个姐姐小学毕业后，就嫁人了。她在村里没念完小学，却一定要到城里上高小。父亲不答应，她就在家里绝食，非达目的不可。父亲无可奈何，只得送她到忻县县城里读高小、初中。后来，她还到太原女子中学念高中。

　　太原毕竟是山西省会，使她的眼界大开。她开始读胡愈之夫人沈兹九主编的《妇女生活》杂志，读《世界知识》、《东方》杂志，思想日趋进步。后来，她到山西临汾，投奔那里的八路军办事处。当时担任山西临汾八路军学兵队女生队长的，是杨尚昆的夫人李伯钊。李伯钊收下了董边。这“学兵队”，是训练青年的学校，大约有六百多人。在那里，杨尚昆给学兵队讲游击队的政治工作，彭雪枫(八路军作战处处长兼驻晋办事处主任)讲游击战术，陈克寒讲现代史，等等。

　　经过两个多月的训练，1938年1月，董边被分配到山西前线作战。她随部队过了黄河，进入延安。邓颖超大姐把她分配到陕北公学学习。1938年4月，她在陕北公学加入中国共产党——田家英比她早两个月在那里入党。

　　最初，分配她的工作是在油印室刻蜡纸。每天清早，为了做准备工作，她总是拿着钢板来到窑洞外边，用汽油刷洗得干干净净。不料，在寒风中吸着那汽油味，诱发了她的哮喘病，一下子病倒了，竟病到来年春暖这才好了些。她无法再去刻蜡纸。

　　于是，1939年3月，她被调到女子大学学习了一年。毕业后，在那里的干部处工作。跟她一起工作的有叶群、余文菲(后来成为陈伯达的第二个妻子)。

　　1941年7月，延安中央研究院建立(前身为马列学院)。董边和叶群、余文菲、夏鸣、诸有仁(陈伯达当时的妻子)等一起去报考。她们来到了考场——杨家岭大礼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