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维仁被胡耀邦所选中，大抵出于以下三个原因：第一，他有着多年秘书工作经验；第二，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与造反派无涉；第三，有写作能力。

　　陈维仁原本是《人民日报》编辑、理论教育组副组长。在1954年至1955年，他曾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的秘书。1959年，他被送往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63年9月学习期满，本来要回《人民日报》工作，却被出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不久的林枫选为秘书。在“文化大革命”中，邓拓成了“三家村”的“黑掌柜”，林枫也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维仁也就被作为“黑秘书”受到批斗。从1969年到1974年，陈维仁在河南周口地区的“五七干校”，度过了五年的“再教育”生活……

　　陈维仁记得，他是在1977年5月初去见胡耀邦。他来到胡耀邦所住的五十三号楼，一推开门，正在看文件的胡耀邦马上站了起来，跟他热情握手，说道：“我等你好久了！我现在正在做你做的工作。”原来，胡耀邦正在校看中共中央党校揭批“四人帮”的简报。本来，这是秘书的工作。

　　胡耀邦比陈维仁年长九岁，陈维仁为称呼犯难：叫“胡校长”吧，他知道胡耀邦从来不喜欢“带衔”的称谓；叫“老胡”吧，又叫不出口。

　　胡耀邦一眼就看出陈维仁的心思，说：“以后叫我耀邦同志吧——全校上上下下都这么叫我，你也不例外。”从此，陈维仁一直叫他“耀邦同志”。胡耀邦则叫他“老陈”，在别人面前，称他“陈秘书”。

　　陈维仁说，胡耀邦工作非常尽心，每天工作到深夜。胡耀邦看书看报甚多，而且看得很快。他习惯于坐在沙发上看，文件则放在沙发前的长条茶几上。不过，沙发离门口很近，而秘书的办公桌倒是在里面。这样，客人一进门，首先见到的是胡耀邦，倒不是秘书。胡耀邦却从来不在乎这些。

　　胡耀邦擅长写作，擅长演讲，才思敏捷。他从来不要秘书为他起草讲话稿。只是在讲话后，要请秘书根据讲话稿整理成文。

　　胡耀邦写文章，总是要写上几句“提神的话”，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警句”吧。他很注意语言的生动性，注意有新的见解。有时，要提出新的观点，胡耀邦总是在小范围内先讲一次，听取大家的意见，然后才在大会上讲。所以，胡耀邦讲话实际上是很谨慎的。

　　胡耀邦没有架子。本来，作为首长，他应该到北京饭店去理发，可是他却常常到中共中央党校附近的小街上去理发。他跟普通顾客一样坐在那里排队。不过，陈维仁和梁金泉考虑到他的安全，总是跟着他一起去。日子久了，理发师见到这人理发总是跟着两个不理发的人，一打听，才知道是胡耀邦！

　　胡耀邦对“走后门”极为反感。他曾说，中共中央党校不是做官的地方，而是一所学校。你要学习，请从前门进来。你要做官，这里没有“后门”！

　　胡耀邦还主张“走冷门”，别“走热门”。谁犯了错误，门庭冷落，倒是应该去看望。别去那些“门庭若市”的地方凑热闹。

　　胡耀邦最大的嗜好是看书。一边看，一边喜欢用红笔画道道。他看《列宁选集》，连注解都很仔细地看了，画上许多道道。胡耀邦很少出席晚会。偶尔有空，去看历史性的电影。有一回，中共中央党校放映《斯大林格勒大血战》，胡耀邦倒是去看了。胡耀邦喜欢京剧。正巧，陈维仁也爱京剧。听说陈维仁有《杨门女将》的唱谱，胡耀邦向他借来，空闲时看着谱子哼几句。

　　胡耀邦不喝酒，但是抽烟很多，一天两包。后来，为了他的健康，改由秘书为他保管香烟，一天“定量”十支。胡耀邦常常“超额”，向梁金泉说：“超额了，那就‘超额’完成任务吧！”

　　为了采访当年批判“两个凡是”的主将之一邢贲思，1996年5月29日我来到当年的《红旗》杂志办公楼，如今是《求是》杂志编辑部。

　　有趣的是，笔者步入大楼，在总编辑办公室宽大的沙发椅上，见到了邢贲思——当年是陈伯达、姚文元坐在这里。邢贲思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如今成了《求是》杂志总编辑。

　　胖乎乎的他，戴一副深色边框的近视眼镜，学者风度，讲话很有条理。他对我说，虽然当年参加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但是从未细细回顾，你的采访，使我有机会回忆那难忘的岁月……

　　邢贲思笑称他当年参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跟胡福明、吴江、孙长江不同。他们有《光明日报》、中共中央党校为依托，有胡耀邦、杨西光作“后台”，署“本报特约评论员”，而他则单枪匹马，每篇文章署“邢贲思”，算是“单干户”。邢贲思卷入这场大讨论，因为“真理标准”问题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他是一位哲学家，理所当然地加入了大讨论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