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8月1日清早，我接到郑超麟先生的侄孙女郑晓方的电话，她悲痛地告诉我：“爷爷在今天早上四时二十九分走了！”

　　我即给香港发去电讯：

　　托派领袖郑超麟在沪去世

　　受海外关注的中国托洛茨基派（托派）领袖郑超麟，8月1日在上海去世，享年九十八岁，至死坚持政治理想。

　　郑超麟是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时的领导人之一，留学法国期间与邓小平同住一个房间，后来曾经担任陈独秀的秘书及以陈为首的托派中央宣传部长，解放后曾因托派问题而被关押二十七年。近年，郑曾亮相于《邓小平》文献纪录片第一集，也曾出镜于中央电视台最近播放的文献纪录片《共产党宣言》。

　　这里是按照中国习惯，“享年九十八岁”是虚龄。

　　香港《亚洲周刊》在8月10日发表了这一消息。

　　当天，新华社主办的《参考消息》，全文转载了这一消息。

　　由于《参考消息》发行全国，据晓方告知，许多郑超麟的亲友是从《参考消息》上得知郑超麟去世。

　　郑超麟先生一生坎坷。他曾用一句话向我概括自己的苦难：“在国民党的眼里，我是共产党，所以我坐了七年国民党的监狱；在共产党的眼里，我是托派，所以我坐了二十七年共产党的监狱。”我曾开玩笑地对他说：“对这两种监狱能够有一种‘比较感’的人，非你莫属！”他哈哈大笑起来。

　　我自从1984年因采访而结识郑老之后，我们成了忘年交。

　　晚年，他著述不已。就在他去世前夕，还以九十七岁的病躯，写完一部新著，还写出法国纪德所著《从苏联归来》新译者序（30年代他在国民党监狱中曾译过这本书）。他的许多手稿，至今尚未得以刊印，相信日后总会有一天出现在书店的书架之上。

　　郑超麟的记忆力极好，可以说是“活字典”。李谷城先生写《中共建政前领导核心之研究》一书，在香港查不到朱锦堂的资料，托我代查。我在1995年2月8日请教郑老。他当时毫无思想准备，随口便说：“朱是安源人，我与他在中共‘四大’见过……”

　　他回忆了许多关于朱的事情，以至于朱的音容笑貌都说得一清二楚。

　　在郑超麟晚年，他的一部书稿，曾送邓小平看过。此事鲜为人知：

　　那是我在北京看望王力时，他说起邓小平有一次在北京外出，正好路过王辩家，嘱停车，派人前去敲门。因事先无通知，适值王辩外出，未能见面。王辩乃王力夫人王平权之大姐，过去曾与邓小平共事。

　　我即对王力说，我看过郑超麟一部未出版的手稿，叫《记尹宽》。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尹宽曾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后来与郑超麟一起奔赴陈独秀麾下而成为托派大将，又与郑超麟一起因托派问题关押于上海市监狱。《记尹宽》一书，曾用相当篇幅写及尹宽前妻王辩。

　　王力一听，托我回沪后向郑超麟借《记尹宽》手稿。

　　后来，我把郑超麟的《记尹宽》手稿复印，把复印稿交给王力，而王力则通过“内部途径”，送呈邓小平。这样，邓小平得知郑超麟仍健在……

　　郑超麟坐冷板凳坐了那么多年，到了晚年，忽然“红”了起来，来访者应接不暇。

　　1998年1月7日，他因胃出血住院时查出晚期肝癌。晓方不愿让爷爷增加痛苦，便一直瞒着他。

　　到了5月初，他开始感到疼痛。先是腰的两边痛，后来发展到胸部，痛得半夜睡不着觉。他意识到自己得了重病。他加快写作进度，在5月20日把最后一部书稿全部完成。翌日住进了医院。

　　这时，他的癌症已经严重扩散，而他自己并不知道。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他觉郑超麟晚年很“红”。在1997年，频频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成了中国的“热点人物”。

　　得病痛轻了些，就坚决要求出院。6月9日，他出院了。

　　6月28日，香港李谷城博士夫妇来沪，欲访郑老。我给晓方打电话，晓方告知，医生说，爷爷最多只能活两个月了。医生的预言果然很准确。

　　郑超麟也自知不起，坦然而又泰然地给自己拟好了讣告，而且把身后事一一吩咐晓方。他把后事的细节，都一一安排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