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遇刺后，尼赫鲁成为印度最重要的民族主义者。但是他仍半开玩笑地自称为“统治印度的最后一个英国人”。他曾就读于英国最纯净的贵族子弟学府哈罗公学，后考入剑桥大学，并最终在伦敦取得律师执照，尼赫鲁和他的父亲是典型的英式律师，在甘地使国大党染上甘地主义色彩前，他们支配着该党。离开剑桥去巴黎度假时，尼赫鲁在信中向他父亲描述了一出在法国看到的莎士比亚戏剧：“我想这些演员并不清楚这是一出舞剧，还是一部悲剧！” 虽然他认同甘地穿土布衣服的哲学，也表现得像一个印度人，但尼赫鲁的行为举止从未失去爱德华时代绅士的风范。即使在被英国当局逮捕，并投入监狱时，他吃的仍常常是脆玉米片、煎蛋、牛肉和土豆，而甘地只是喝点酸橙汁和羊奶。

　　另外，尼赫鲁的恋英情结远远超出了个人品味之外。1947年成为印度总理时，他决定保留印度的皇家公务员职位，其中大约有一半是印度人。而在那个时代，亲英国皇室的人在新独立的殖民地都会被驱逐、送到劳动营、到处流放，或者至少剥夺了他们的工作，尼赫鲁却邀请他们一起喝茶，阅读他们写的简报。他甚至说服了英国驻印度的最后一任总督蒙巴顿勋爵，在印度留任一年。

　　尼赫鲁的英式作风遗留的影响，在21世纪初的印度随处可见，也体现在几乎没有改变的区税收长（district collector）体系上，这种体系使得印度的邦以下的行政区域内执法与司法未能实现彼此独立。这既是优势也是缺陷。优势在于印度的行政局（Indian Administrative Service，IAS）能像胶水一样将文化和民族如此多样的一个国家牢牢粘连。作为缺陷是因为行政局的官员都属于无法解雇的精英阶层，他们无法容忍民主。而各邦领导大多是由选举产生，教育程度较低，他们与行政管理局间这种动荡、离奇的关系将是本书一个重复的主题。

　　一直以来，信奉政府应该无所不在的思想也是尼赫鲁的爱德华式印迹的体现。尼赫鲁曾深受一些英国上层阶级左翼人物的影响，对费边社会主义心驰神往。费边论者认为，社会主义应该由国家中柏拉图式的专家政治论精英阶级领导，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印度应该庆幸的是，尼赫鲁受费边主义的影响远甚于受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尼赫鲁的经济模式认为政府应该领导国家的工业化，消费无足轻重，还有可惜无法以民主方式完成的土地改革，这二者都是工业化的代价。但是直到1991年开始废除声名狼藉的“许可证制度”时，这种模式都未能实现。

　　尼赫鲁对私有企业和金钱膜拜深恶痛绝，他的这种观点至今仍有许多响应者，当然在1991年以后声势已经逐渐减弱。尽管尼赫鲁对种姓制度的厌恶真挚诚恳，但他仍以潘迪特R26;尼赫鲁（一种暗示他出身的敬称）著称。作为一个婆罗门出身的人，尼赫鲁性格的复杂性可以从现代许多高种姓印度人对他的态度上略见一斑。尼赫鲁曾以贬损的口吻写“商人文明”，并且说社会主义将引导人们走出“营利社会”（商人是小零售商和放款人，他们在种姓体系中的地位要远低于婆罗门）。当代印度对于金钱与金钱膜拜极为矛盾的心态，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因于尼赫鲁。

　　然而尼赫鲁最为重要并且至今仍完整无损的遗产，是他的世俗主义以及他对地方自治主义的强烈鄙视。他公开承认自己是无神论者，并且对宗教及其礼拜仪式有一种难以掩饰的厌恶。同样，这种倾向在当时的许多上层英国人士中非常普遍，然而他的这种对精神性和神学的不信任，在遭遇他的前辈与导师甘地时，情形就不免有些尴尬了。

　　尼赫鲁写道：“宗教在印度已经无法摆脱，它不仅残害我们的身体，而且抑制甚至扼杀了我们头脑中的许多创意。”在很大程度上，尼赫鲁容忍了甚至是敬佩甘地使用普通民众的语言的能力。但是当圣雄说要按照神的旨意做时，尼赫鲁会突然说：“他（甘地）总是提到神——神让他做这做那，神甚至暗示他举行斋戒的日期——这真让人感到愤怒。”

　　令几乎所有印度人，包括尼赫鲁感到绝望的是，1947年这个国家被一分为二，印度的穆斯林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国家，于是暴乱接踵而至，造成近100万民众丧生，同时还触发了新划定的边界线上1 200万民众的迁徙。尼赫鲁曾坚决主张穆斯林在稳定、独立的印度拥有平等的权利，这项主张使他备受右翼印度教复兴者的仇视。与甘地不同，尼赫鲁是在自己的床上安静地逝去的。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他一贯的主张却多次遭受印度教复兴者的攻击，有时他们甚至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印度教复兴运动的政治组织——印度人民党（India People’s Party）——最终上台，并带领印度步入21世纪，它曾经发起选出印度著名民族人物的活动，甘地和安培多迦尔位列其中，而尼赫鲁在他死后40多年后仍然是印度教右翼人士最憎恨的人物。这种感情完全是相互的，尼赫鲁就曾写到：“据说，印度有近520万苦行僧和乞丐。其中?然有些人是诚实的，但是毫无疑问，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毫无用处，他们只会欺骗他人，靠不劳而获得来的施舍来维持生活。” 此后，印度的人口翻了三倍，现在印度究竟有多少苦行僧也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