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庞大的劳动力大军中仅有不到7%的人被正式的经济体雇用，即印度人所说的“有组织的部门”。这就意味着在4.7亿劳动人口中，仅有3 500万人拥有稳定的工作，也只有3 500万人缴纳个人所得税。按照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标准来看，这也是一个极低的比例。而其余的人，从另一种意义上说都处于“无组织的经济体中”。他们或者在家饲养牲畜、给牛挤奶，或者加入到季节性变换的临时的农业工人大军中，或者经营小商店和街边的零售摊，或者制作香棒和印度雪茄，或者做人力车夫、仆人、园丁和守夜人，再或者在小城镇的汽车修理厂机械地敲打金属部件。

　　在这3 500万有正式工作的印度人中——那些登记在案的、进行过审查核实的、符合标准的——有2 100万是政府的直接雇员。他们是行政人员、教师、邮政工作人员、制茶工、清道夫、石油部门员工、军人、煤矿工人，以及反应迟缓的印度政府办公网络、火车站、工厂和学校的售票员。

　　剩余大约1 400万人在“有组织的”私人企业就职。其中，仅有100万左右的人（大约占印度劳动力总数的0.25%）在信息技术、软件部门、内勤处理部门以及呼叫中心服务。尽管印度的软件业帮助印度人民重新树立起了信心，并且使印度在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中保持贸易收支平衡，但这个国家的软件业没有、也从不可能为它的劳动力大军创造大量的工作岗位。外国企业也不可能雇用大量的印度劳动力，按照不同的定义，大概有100万～200万人为外国企业工作。其余的人都在印度的私营企业就业。

　　理解印度的有组织企业和非组织企业之间的区别是理解印度经济与众不同之处的关键：印度经济在充满自信、欣欣向荣的同时，无法为它的大多数劳动力提供充分的就业岗位。按照西方的常识，人们普遍认为在跨国公司工作的印度人是靠出卖劳动力的体力劳动者，事实上恰恰相反，这1 400万在印度私企或外企中工作的人是属于特权阶级的那一小部分——他们是印度劳动力中的贵族。1983年，当印度抵制外国货的时期步入尾声时，在有组织的私营企业中工作的员工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是非组织性企业员工的6倍。到200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了9倍。 员工的收入差距也与此类似。这是一个充满差别的世界，从一个世界进入到另一个世界，需要良好的教育、熟练的技能以及足够的运气。而这并不会经常发生。

　　如果印度要在新旧世界之间搭建一座桥梁，它就必须加大在制造业上的投资，为它的没有技能或者只有少量技能的劳动力提供大量的工作岗位。从规模上说，印度的制造业远逊于中国。2005年，在印度的正式制造业中就业的工人仅有700万，而中国是1亿。如果考虑到尼赫鲁对工业的大量投资以及给予工业的诸多优先发展权，许多人会为60年后印度的制造业雇用如此少的人而迷惑不解。这是因为尼赫鲁的策略在本质上是资本密集型的：它的目的在于开发印度的科技实力，而不是最大限度地解决就业问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印度的制造业相对疲软或缺乏竞争力。如果按照质量而不是数量衡量，印度本土的私人制造业要比它们的中国同行给人的印象更深刻。从这种意义上说，印度站的位置要比人们所想象的高。只是它的大部分人口仍然处在最底层。

　　这种印度式的矛盾几乎随处可见。最具代表性的是印度东部恰尔肯德邦的干净整洁、企业云集的詹谢普尔市，它位于印度内陆与喜玛拉雅山区的尼泊尔接壤的边界上。詹谢普尔是印度工业史的一座博物馆，记录了从20世纪初（远在英国殖民者离开之前）民族主义开始盛行到21世纪初的印度工业历史，电镀的钢铁从这里出口到中国，而汽车部件则出口到美国和日本。钢铁厂是由印度最大的私营企业塔塔集团的创始人吉姆舍提R26;塔塔创建的。在市中心保持得干净美丽的公园里，人们可以看到在吉姆舍提R26;塔塔先生有胡须的威严的塑像下面，四五代的塔塔员工都会去放上鲜花、稻米或者做朝拜，仿佛他仍然会感知到一样。 这种景象让人联想起鲁迪亚德R26;吉普林笔下那些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在彼此路边的神殿里不偏不倚地”做祷告。但是这些人是值得这样做的：对于穷人来说，塔塔集团的工作最值得拥有。有了这份工作，你就可以享受高质量的公司医疗保健，拥有干净的、可饮用自来水的房屋以及为孩子提供好的教育。但是这样的机会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