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印度许多大型制造企业一样，自1991年曼莫汉R26;辛格废除工业许可体系、开辟了一个新的世界以来，塔塔的经营业绩已经跃升到今天的世界水平，而它的薪水册上的名单却不断减少。1991年，这个詹谢普尔的大型钢铁厂一年仅生产出100万吨钢铁，却雇用了8.5万名工人。但到了2005年，它一年的钢产量是500万吨，工人数量却减少为4.4万。同一时期，它的销售额从8亿美元增加到40亿美元。塔塔的一名执行经理说：“我们很可能将劳动力降到2万人，并把生产量提高到1 000万吨。”

　　塔塔钢铁的传奇——1991年以前，它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企业，生产面向国内市场的低成本钢铁，而今天，它为日本最先进的汽车企业生产世界级的汽车钢材——和许多其他成功的印度制造业一样。1991年以前，塔塔尽可能在国内生产它所能生产的一切，因为在印度“进口替代”的政策下，进口备件或新的机器要历经曲折磨难。自然，这样会分散企业许多精力而不能专注于它所做的事，同时增加了大量劳动力。塔塔不得不雇用一些说客和“活动者”去贿赂各部部长。像塔塔这样的企业要做出增加投资（哪怕数额很小）的决定，都要得到政府官员的许可，告诉它应该生产什么，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生产。

　　尼赫鲁要建立的仁爱社会的设想留下了一项颇具争议的遗产就是印度拥有世界上最严厉的劳工法，使印度企业基本上无法解雇任何一名员工，哪怕他经常旷工。尼赫鲁模式中的某些部分，如奥伦威尔式的许可证制度，已经被废除了，但是其他部分，如这严厉得近乎荒谬的劳工法（1976年在英迪拉R26;甘地时期变得更加严厉），却保持到现在。它意味着企业即使在扩张时期也不愿意雇用大量的劳动力，因为他们担心在下一个经济低迷时期无法解雇规模庞大的员工，这样会导致企业破产，每个人都将失去工作。但这同时意味着企业愿意尽可能地将它们的生产外包给那些小型的、无须经过审查的“非组织性企业”，这样它们就可以避开劳工法，这些法律在印度迷宫似的非正式经济中是没有强制效应的。尼赫鲁的另外一些遗产也有待废除，如“检查制度”，持续的检查使印度的企业苦不堪言。前印度宝洁公司总裁古尔恰兰R26;达斯（Gurcharan Das）曾这样写道：“在我三十年在印度的商业生涯中，我没有遇到过一位真正了解我的企业的官员，但是他们都有将它摧毁的力量。”

　　尼赫鲁另一个颇具争议的遗产是，将大量资金投入为中产阶级准备的英语教学的大学，数额与投入农村初等学校的一样多，也收到了许多意料之外的效果。印度理工学院的精英人物，不是在硅谷或马萨诸塞州工作，就是为像塔塔和信诚工业这样的大企业工作。由于印度出色的大学体系，它的科技实力已经排名世界第三， 在美国和日本之后，领先于中国。与印度不同，中国将大量资金投入到为社会底层的人们设立的基础教育上。印度每年培养出100万名工科毕业生，而美国或者欧洲每年的工科毕业生人数不足10万人。然而印度的识字率只有65%，而中国的几乎达到90%。 “我们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工科毕业生为我们服务，”在参观完塔塔先进的生产线后，它的一位执行经理告诉我，“而且他们比日本的工程师要廉价得多。”

　　印度最成功的成衣供应商，戈卡尔达斯出口公司（Gokaldas Exports）的首席执行官迪内希R26;兴都喇（Dinesh Hinduja）的财富更加生动地体现了印度经济的矛盾。在印度和中国，像兴都喇这样的商人使许多西方国家的人对这两个相邻的亚洲经济巨人的苏醒感到畏惧。戈卡尔达斯出口公司位于印度卡纳塔克邦经济发展迅速的首府城市班加罗尔，它每个月能为世界上26个品牌生产200万件成衣。它的大客户包括：玛莎百货（Marks and Spencer）、香蕉共和国（Banana Republic）、盖普（GAP）、皮尔R26;卡丹（Pierre Cardin）以及阿贝克隆比 （Abercrombie）等。甚至在这些衣服运离印度之前，其条形码和价格标签就已经被粘好。

　　兴都喇训练有素的员工能生产出900种不同风格的衣服，他们能随着西方流行时尚的变化而改变制衣的技巧。他们为老一代人缝衣服时会在特制的织布上绣花、镶边，而做年轻人的牛仔裤时又会在上面猛烈拍打、再撕几道口子。看着这些工人带着一脸的困惑在粗斜纹布上跳来跳去，使它们变得不堪入目，我的这次工厂之行变得颇为有趣。“他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在做好一条牛仔裤后又必须将它扯成不像样子，” 兴都喇说。他拿起一件精致的棉质衬衣，上面已经粘好了85美元的价格标签和玛莎百货的商标，“如果这件衣服是在英国缝制，它的成本至少是300～400英镑，”他说，“今天如果你的竞争对手将他们的生产外包给印度或者中国，那么你别无选择，只能追随他们而去，否则你就会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