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印度国民志愿团成员接触的过程往往与我的设想大不相同，通常他们都极具个人魅力。有一次，我曾到一位非常好客的国民志愿团拥护者家里做客，他家在古吉拉特邦首府艾哈迈达巴德（Ahmedabad），当时的另一位客人是国民志愿团在该邦的领导人曼莫汉R26;维迪亚（Manmohan Vaidya）。这次晚宴是为了向我介绍他们的运动而设的。维迪亚向我描述了怎样才能成为一名国民志愿团宣传干事：首先他必须立誓过独身生活，以确保只与这场运动相结合。其次，他要住在全国各地的招待所中，以国民志愿团的工作为中心，来来往往奔波。此外，他不能喝酒、抽烟、食肉。他的存在与国民志愿团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我看来，这样的生活是艰苦且自我否定的。“除了食素以外，”我说，“你们似乎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Islamic fundamentalist）有许多共同点。”听我这么说之后，维迪亚似乎有些震惊，随即笑道：“我们是非常专注的。我想你大概可以说我们有部分共同之处。但是他们太肤浅了，而我们是印度教教徒。”“只是印度教教徒，还是印度教原教旨主义者？”我问。“我们不是原教旨主义者，我们是民族主义者，”他强调。“这完全是两码事。”

　　几个月后，我拜访了国民志愿团的总部，去参观他们每年一次的“长官训练营”。国民志愿团的主楼位于印度中部城市那格浦尔的市中心，俯瞰着一个尘土飞扬的巨大阅兵场，国民志愿团的志愿者们正是在这里进行日常训练。训练营是国民志愿团遍布全国的领导人的一种大型“沙卡”，持续三十天。拉姆R26;马达夫（Ram Madhav）陪同我参观，他是该组织全国性的发言人，非常健谈且富有个人魅力。我们看到两千人的队伍在阅兵场上来回行进，手里挥舞着一根警棍，各个年龄段的都有。他们穿着标准的国民志愿团制服：白色衬衣，黄褐色短裤，中间系一条结实的黑腰带，黄色短袜和黑鞋。他们还戴着国民志愿团标志性的黑帽——对白色国会帽的反叛。国民志愿团的敬礼显而易见是法西斯式的：立正，然后将右手放到胸前，手心向下。每天清晨，训练者都会聚集在迎风招展的藏红花色国民志愿团旗帜下，向它敬礼致敬，然后齐唱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圣歌——“祖国万岁”（Vande Mataram）。在剩下的时间中，直到晚上10点，他们将分别进行军事训练和“品格培养”，中间插入讨论会和一些传统比赛，如卡巴迪等。卡巴迪要求两个队伍的人参加，分为攻守双方，比赛过程中，双方都竭尽全力，同时要高喊“卡巴迪，卡巴迪”。 训练营不提倡进行单项体育比赛，甚至是起源于印度的项目，如象棋。而板球尽管是个集体项目，但也被禁止，因为它是一种外来运动。

　　观看完训练，我们回到国民志愿团在那格浦尔古城中心的官方总部。这里是高级领导人居住的地方，总领导和副领导共住一个套房。他们的卧室都是僧侣式的，简单得近乎单调，与一个狭小的客厅相邻。有些人争辩说，国民志愿团实质上不是法西斯主义，因为法西斯分子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对单个领袖的盲目崇拜上，而国民志愿团强调的是集体领导，其领导人只扮演“向导和顾问”的角色。然而在我看来，这两者并无实质差别。当然，国民志愿团的成员可以被描述成苦行者，其领导人简单的卧室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的住宅就像卡尔特会僧侣或提倡苦修的主教的修道院。“领导人很可能就会在这张床上终老，”我的向导告诉我。

　　随后我们到了国民志愿团创始人海德格瓦的家宅。这是一个保存得很好的基特帕文婆罗门（Chitpavan Brahmin，海德格瓦的一个副种姓）的住宅，展示了富有的印度教上层阶级的生活。19世纪，海德格瓦家从海得拉巴迁到那格浦尔，当时的海得拉巴是在一个专横的穆斯林领主的统治下。 海德格瓦德的伊斯兰恐惧症或许是受这个家族史的影响。“这房子漂亮吗？”我的向导问。

　　我常常在想，为什么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如此期望得到不会拥护他们观点的人的认同。国民志愿团对世界的见解如此具有侵略性，而它的多数成员却文雅谦恭。他们鄙视外国文化和思想，却渴望得到外国人的承认和善待。这是一种复杂的心理，或许远比他们的思想意识复杂。陪同我到那格浦尔采访的是索海尔R26;阿克巴（Sohail Akbar），一名德里的穆斯林摄影师。他不知道如果国民志愿团发现他的宗教背景会有什么反应，心里忐忑不安。然而没有人发现，或者说他们其实发现了却假装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