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来了

    如果把19世纪和21世纪初叶的霸主们做比较，你就会发现：从严酷性角度来讲，无论是雅克·希拉克、托尼·布莱尔或者是安格拉·默克尔，他们出任领导人时所面临的境况的复杂，远比拿破仑、维多利亚女王和威廉二世时代所面临的都要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年的当权者们都倾向于以武力去解决他们所遇到的问题。他们是野蛮的、不讲民主的，而且很少尊重其他肤色、血源、出身的民族。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他们毫不犹豫地践踏成千上万人的性命—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呼吁着要提上议事日程，并且试图在国际战犯法庭上能够彻底根除的就是这一类问题。但愿在人类历史的史册上，秘书长的努力能留下耀眼的一笔。要知道，目空一切曾经是那个时代的标志。

    当年的那些霸主胜于今日这些国家和政府首脑的只有一点，那就是：他们比较坦诚。而所有那些处心积虑的设计、组织秘密勾当的事情，他们都交给驻外大使和外交部长去干。这些独裁者在相互的交往中直接了当，朋友和敌人都清楚他们的立场、观点。如果你仔细去倾听，也许就能清楚地听到过去的几百年里，那些霸主们以震耳欲聋的声音在一字一句地、而且郑重其事地宣告他们的意愿，那残酷无情的声音在大地上久久回荡。几乎没有人寄幻想于康德的永恒和平、自由。拿破仑面对被俘虏的奥地利军人简捷明了地宣告了自己的追求：“我所要的是舰船、殖民地和贸易。”谈论远方的殖民地就像议论家里要处理的旧货一样，简单得没等邻居明白过来，他们就把这些事情全处理完了。“只要把这个世界的最大部分置于我们的统治之下，”英国的殖民地政治家（也是许多宝石矿山的所有者）塞西尔·罗兹如此说，“那么所有的战争也许就会结束。”这位先生作为最嚣张的殖民主义者而被记入非洲历史。他那流行了几百年的战争宣言就是：“扩张就是一切。”

    他的士兵赞美诗充满了生存竞争意识，而那刚刚被发明的“马克沁”机关枪正好作为这种意识的物质基础：

    前进吧，我们国王的勇敢士兵，朝着那异教的国家迈进。

    祈祷的经书在你们的口袋，杀人的武器握在你们手中。

    把神圣的使命带到那可以付之于实施的地方，

    实现这愉快的使命并非太难，要知道你们手中有一挺马克沁机枪。

    那野蛮民族的心中充满了邪恶。

    他们的精神世界为那异教的污垢所覆盖。

    因此他们很难接受你们的教诲，

    用这挺马克沁机关枪，给他们深刻地讲一次道。

    假如他们对主的十诫还理解不透，

    你们就得开导他们的首领，改变他们的国家；

    假如他们依然执迷不悟，公然找你们的茬，

    用手中的马克沁机枪，给他们再布一次道。

    在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叶，美国和德国，这两个到此时为止还一直保持沉默的国家，也开始不安于现状，要站出来讲话了。只要涉及到这个地球的重新划分，这两个国家就要参与。当年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如是说：美国尽管“讲话可以客气些，但是手中得握着一根粗警棍”。这根警棍就是海上制动权，而这就是他不断强化的法宝。

    随着德国的威廉海姆大帝二世那番志同道合式的演讲，他很快也就名声远扬了。在这个演讲中，他把自大狂妄以及对同时代人的轻蔑表露无遗。那就是：倔强不顺的中国人，公然敢对西方人的摆布说不，那么他就派兵前往；在布莱梅港口，他面对士兵们发出了这样的出征动员：到了远方的中国之后，你们“就要像千百年前匈奴人那样，在他们国王的率领下去动作”。而随后在中国，他的这些士兵们就真是那样做的。

    相反，现在的社会政治生活却像是五彩缤纷灯光下的一场化装舞会。可以想见，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政治家一个个地进入到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他们那做作的姿态，绝大部分都是鹦鹉学舌得来的。一旦涉及到解决失业和消除贫困问题，或者保持空气干净和维持世界和平的问题，他们就希望，以这种冠冕堂皇的方式使自己尽可能变得不那么太引人注目。而他们的政治生涯只不过是为了议会那些无法阅读的议案、文件而忙碌，对于这个国家的实际生存价值、作用而言，所有这些议会文件、资料恐怕连国家公务员们的一声呻吟也未必能消除。可以说，这些政治家们是不坦诚的，而且绝大部分深藏不露。

    经济界的领导们自产自销。他们愿意作受人敬重的人，但是绝对不作有野心者；他们愿意让人承认聪明，但绝不愿给人们留下狡猾的印象。大集团公司的老板们很难为情地从年终赢利中拿走他们的红利。有谁想到过，这年终赢利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它在某种程度上是挤、压出来的，所以它就有些不太招人喜欢了。当然，这绝大部分是从客户那里，从工人那里榨出来的，很少是从国家那里弄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