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欧洲人是想获得更多的财富和额外的霸权，然而最后所得到的却只有一次又一次的战争和毁灭。这场世界性殖民主义最终才露出了其从经济上原本是一笔最大的错误预算的庐山真面目。所有那些早就实行此类现代化的国家、社会，终于认识到自己几十年陷于持续的焦躁、激动、愤怒和恐惧不安的状态。最后的结果是，恶化的恐惧和超级霸权的美梦引发了两场残暴的战争，而第一场就已经被称之为不该发生的世界大战。这场战争事实上是一场欧洲战争，因为它是在欧洲被挑起的，并从欧洲燃向世界的各个角落，以便最后再反馈到其爆发中心、回归到那惨无人道的中心小组赛区。

    在只有短短三十年的时间里，欧洲公然两度沉沦于废墟和尸骨堆积如山的悲惨现实中。这可是一块这样的大陆，曾几何时，它以其大量的发明创造深刻影响、震撼了整个世界，并由此而在这个世界上形成地动天摇的连锁反应！可它此刻却又陷身于火海！在柏林，从数公里之外，您就可以望见那座纪念教堂的废墟，因为那围绕其残缺躯体的周围早已经全部塌倒。即便是所有那些在伦敦城里被炸毁的建筑物重新站了起来，但是在纽约的世界经济中心，所有在这场战争中所带来的东西将永远被保持着。有鉴于欧洲的战乱，这一切也许需要安全保障，而且也在海外给它们找到了保险箱。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以一千五百万人的死亡而告终的话，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交出来的却是一张死亡达六千万人的报表！自从1945年5月以后，决定欧洲命运的权力握在了华盛顿和莫斯科的手中。联邦德国靠美国运送食物，而东欧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唱着国际歌。

    朗朗天空构不成那军事包围圈，那持续十余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为它创造了前提条件。而和平的商品交换也就仅仅发生在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中。英国人生产手绢，葡萄牙人生产葡萄酒，用手绢去交换葡萄酒，这对双方无疑都是有利可图的，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就是这么写的。这也许不失为一件好事情，可惜实际生活并非如此。当卡尔·马克思低估了资本主义的聪明才能时，大卫·李嘉图却把它看得太高了。

    那种不惜一切只求赚钱的体系需要一种有效的制约方式。它的任何越位或者违规都有可能导致货币流通的危机，而且任何理智的经济都有可能被它送上断头台。如果霸权问题成了主题，那么世界贸易那错综复杂的成就体系的运转就会炙热、爆炸。世界也就随之归属于了那些军事强者，而买卖人也就毋庸置疑地成了人类屠宰场的财源。

    如果允许我们把欧洲那段历史的一个错误作为前车之鉴的话，那它就是：工业革命未必一定伴随着政治思想革命。发明创造和苦思冥想尽管加速了经济领域的发展，但是国家却依然停滞不前。民主还处在萌芽状态，政治上的强者可以肆无忌惮、任意横行：民族与民族对立，军队与军队抗争。美国从远方关注着，有担心、有害怕，但是对于日渐增大的机遇却暗自高兴。

    围绕着彼此和平相处问题，欧洲人当年所犯的错误难以计数。没有人想去进行和解尝试，缺乏的是进行调解的意愿，尤其是缺乏能够进行疏通、中介的机构。没有欧盟；没有联合国；也没有任何有影响的货币基金组织。八国首脑联席会议和二十国首脑联席会议还没有诞生；世界货币组织以及世界银行别说诞生，就是连这个想法都尚未形成。相反，路人皆知的是：教会早就失却了它们的感召力，狂热的民族主义正在上升成为替代的宗教。冲突在上升，安全感在跌落。

    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十余年来在不断炙热化，因为那增长的财富从一开始就孕育着一对这样的卵生子，它们寸步不离，那就是：恐惧。哪里有生活水平的改善、提高，哪里就会出现这样的担忧、焦虑，保不准下一个月这一切又可能成为过去。时至今日，对富裕生活的追求和担心失却财富的恐惧，依然是这个新时代历史的两个重要的驱动力。

    英国王室的影响力早已经萎缩。迅速从岛民上升成为世界霸主的腾飞也同时很快地超过了它们政治和经济的承受能力。海外的新竞争所需要的是绝对实力和新鲜感，从直接经济利益上它们常常不值得。除了征服的费用之外，还有占领后的开支，尤其是后者的增长速度有时确实是难以预测的。谁要是指望着每获得一个平方海里就能为本土扩大世界市场增添一块儿砖瓦的话，那它就会大失所望。英国人对于世界经济的意义在萎缩。德国在世界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早在1913年就超过了英国。

    单就人口数量而言，德意志帝国那时可就称得上大块头了。在1870年时德国人口还是四千万，而到战前增长到六千五百万。在欧洲唯有俄罗斯的总人口超过德国。由于其在地理上所处的中间位置关系，使德意志帝国尽管是所有政治冲突的中心，但是从贸易上总是有利可图。德国?工业成就快速提高，很快就超越了其周围国家。战前德国铁炉所流出的生铁，超过了法、俄、英三国生铁产量的总和。诞生不久的化学工业也是光彩照人。那时，拜耳（Bayer）、巴斯夫（BASF）和赫希司特（Hoechst）三家所生产的工业染料已经达到世界总产量的90%。

    这些大型公司构成了一个这样的舞台，一个使德国所有党派中的民族主义分子得以表演的舞台。“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我们都必须开始殖民地”，德意志帝国总理比洛向他的国民们发出这样的号召。自由主义政治家弗里德里希·瑙曼认为，“在德国的组成部分中闻到了春天的新气味”。这个向前奔波的德意志帝国在某种程度上就这样开始了起跑，但同时也是在进行着垮台的准备。在俾斯麦建立了德意志帝国不久，这些企业就开始了它们疯狂的幻想。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是开始于萨拉热窝，而是起源于欧洲的中心。

    为民主敞开大门：皇帝和将军们最终交出了一个倍受煎熬的国家，那旧日的民族仇恨之种，已经被重新深埋在耕作层中。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党员从他们的君主那里，获得了足够的营养。

    其他的欧洲人也同样从根本上算错了账。那为他们所热衷推行的殖民地政策，并没有带来持久的财富。法国作为当时第二大殖民地国家，早在世界大战爆发前就已经成了失败者。尽管从1871到1900年，法国帝国主义者把它们的殖民地扩大到九百万平方公里，可是就是在这同样的时间里，它在世界生产总额中所占比例下降了20%。人们由此也许可以看见，大概这些法国人不会把他们在土地面积上的赢利转换到经济上去。它们的相对意义实际上是在萎缩。

    法国人当时已经是一个政治民族；他们的虚荣心确实远比他们的经济成就大得多。如同其他的殖民者一样，他们不断地用自己的经济资本来兑换政治声望。他们之所以如此就是寄希望于，这些兑换最后能够获得经济上的红利，可是事实却未能如此。大量的钱财流入殖民地，尤其是给了那些不同的同盟国，土耳其、俄国等从中获益匪浅。与那受人憎恶的德国人相反的是，他们早已为那慷慨大方的巴黎政治家们所娇生惯养坏了。所有这些政治上的奖金从来就没有算过利息，法国外交政策的红利一直是苦不堪言。在世界大战的前夜，法国工业生产能力不到德国的60%。同样，法国作为农业大国，其每公顷农产量也就是德国的65%。在工业化进程中，面对德国和美国的竞争，法国是处在相对的逐渐贫穷化进程中。

    意大利从一开始就是在追逐现代化的末班车。1913年，其工业生产总值是英国的六分之一；是德国的七分之一。在世界工业生产的这块大蛋糕中，意大利人在这个世纪的末期充其量也就能够占一个2.5%。这个份额甚至一直保持到世界大战爆发前都没有变动。那执掌这个国家的家族长老确实在家里是很有权威的，但是在世界政治领域权力却有限。意大利是一个工业相对落后的农业国家。

    俄国错过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曙光。早在工业革命开始前，俄国作为经济大国仅次于西欧国家，但是后来就被落了下来。尽管欧洲大陆的西部已经富有了，可是东欧和西欧之间的距离在起初并没有真正拉开。在1700年，西欧（英国除外）人均收入大约高于东欧的60%。120年后，这个距离基本上还保持原样。随后开始了所谓的大陆漂移，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纪转换之后，西方国家的情况上升到两倍于它们的东部邻国。东欧的国民不仅发明创造比较少，而且也不重视其他国家的发明创造成果。这里的农民尽管看到邻国在大面积作业、生产方式在变化，但是他们却根本就没有兴趣去学习、模仿。他们只当观众，不介入这发展的世界历史。

    西欧人在自己的家门前原本早就能学习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教训：这个世界曾经是紧紧相连，但是同时又裂痕很深。很快的，借助于那与西欧对立的模式，俄国也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写上了失败的一笔。经济上的差距是政治和军事疏远的前奏。欧洲大陆经济上的分化是后来形成两部分的根源，早在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登上政治舞台前，欧洲大陆东、西分化的局面就已经被规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