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的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是这样的情况：政治人物都力图使自己的言行无懈可击，而对于坦诚、清晰和明了，他们似乎是心有余悸。尽管，这并非意味着，这个世界上充满了谎言，但是，真理在其被揣测到之前，确实一直被掩盖着。政府代表们谈到国际合作伙伴，其实是指那些比自己强大的，或者超过自己的。经济界的领导人嘴里谈的是竞争，可是心中所想的却是建立垄断控制。国家之所以冠冕堂皇拒绝以武力去确保其政策的实施，就是因为自己现有的军事力量不值一提，对着那天文数字的军事装备也就只能望洋兴叹。可见，这些政治家和国家经济的设计师们之所以把世界经济一体化作为唯一的和平成果出售给我们，就是因为那强迫其他人与自己一起干事情的人，并不想让人与他分享生活。

    乍听起来，所有这一切并不像它们本身那么合逻辑。这种新的经济体制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制造着不平等和紧张局势，甚至曾经把这座宏大的世界建筑体引向倒塌的正是这个制度自身。而今，这个经济趋向一体化的世界也并非如其所显示的那样牢固。谁只要抚摸一下世界经济的个别组成部分，就会感触到这种紧张的局势，就能觉察到它在如何颤动，那么，也许就可以获得这样的信息，即我们此时此刻采取某种预防的措施，也许还能够有助于事。

    借历史之鉴，无疑有助于防患于未然、有助于解决当务之急。我们回顾今日世界秩序的原始形式，就可以翻看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毛坯。这历史至少对我们这些后人有所教益，因为在那时，也就是当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预演还处在预演节目单上的时候，其真实性的可见度远比今天要大得多。民主是被创造了，但是它并没有得到落实。新闻自由早就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但是并非在世界各地都被认可了。这也就是说，那时的独裁者对民众以及无冕之王并没有产生任何畏惧，独裁者可以随意讲他们所想的，而且常常是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停。也正是因此，纵观数百年的历史，就能对当年世界贸易开始扩张时的情景，获得一幅清晰、明了而深刻的印象。那些在当年首当其冲所遇到的事情，也就是今日困扰着我们所有人的事情，即：失业和剥削；原料贫乏和扩张的兴趣；劳动者的权利和企业的赢利。从那时起，所有涉及到国家问题的关键就一直是这样的问题：被奴役还是称霸世界？

    随着第一家工厂投入生产，一直到很快就可以从船坞供应大型蒸汽式战舰时为止，一种典型的形象就出现了，而她永远作为令人厌恶者保持在所有人的记忆中。她当时就特别引人注目，而其出名就是因为她善于挑衅、打斗。她毫不在意帝国主义的头衔，而一意孤行。艺术和文化曾经是她装潢的门面，对内、对外采取暴力才是她的乐趣，而整个世界在她的眼里不过是自己冒险的一个游戏场地而已。

    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把她那忠诚勇猛的海军派往世界各国，去拜会各国的首领，以暴力去征服，而她的国家也就以此而成倍扩大。仅仅西班牙的国王在19世纪的下半叶就发动了五次海战，可是令王室恼火的是所有这些战争都以失败而告终。拿破仑在其执掌法国的十六年中，几乎没有哪一年没有战争。法国国民那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事实上全都被翻译成了步兵、骑兵、炮兵这样相反的词义。

    殖民地的狂热，最后无一例外地传染了欧洲民族的各个阶层。这一切对于那时的强权者来说，所围绕的不是在历史中求生存，或者经受历史，而是更多地去创造历史。当权者们对于他们的言辞露骨得毫无忌讳，因为各国的工人领袖们彼此之间频频为国家利益而摇旗呐喊。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称费迪南德·拉萨尔是一个“糊涂的榆木犹太脑瓜”。马克思甚至称社会民主党的竞争者为“卑劣的犹太人”。

    这些强权者轻松得犹如水中的鱼，因为他们身处的是一个这样的社会：道德在其中就像其语言一样极其低下。作家、出版商、经济界人士以及为数众多的小人物们，都在积极鼓动他们的总统和皇帝，而唯一不为人们所讲的就是宽容。查尔斯·达尔文发表了他的“生存竞争”理论，按照他的观点，唯有“适者生存”。在美国，人们谈论的是把“优选的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作为能够胜任美国人的人种的问题。这是约翰·费希克的哲学，他在“命运宣言”中对这个国家的民族作了这样的历史预测。而在德国，人们也感受到类似于此的情况，而且其范围之大、程度之深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19世纪初叶，有关控制世界的议论在街头巷尾无处不在。

    在他们的眼中，所有其他的民族除了被掠夺的价值之外，一无是处。即便是那位在我们今天的书中被描述为启蒙者的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德尔也不例外，他把中国人与“冬眠的教堂老鼠”相比较，不相信他们有什么能力。他说：“在这个地区的人种绝对不会像罗马人和希腊人那样改变。中国人就是而且只保持着中国人的特点：一个从其根源上眯眯眼、短鼻子、扁平额头、胡须少、耳朵长而且腆着肚子的民族。所有他们的机制能够创造出来的，他们已经全都创造出来了。”

    在欧洲，对于中国人至今为止给我们所造成的影响，现在没人予以重视，而那时，诽谤亚洲民族更是时髦的事情。在莱奥波德·冯·兰克的眼里，中国属于那种“保持永恒不动的民族”。而法国那位哲学家外交部长托克维尔则坚信，他自己明白，中国人何以如此，那就是：“中国人丧失了改变自己的力量”。

    所有这类方式的辱骂通常大都是为那些身着盔甲的军人所作的前奏曲，以便他们随之能够毫不留情地发起进攻。那时的欧洲是一个由许多这样的国家而聚集到一起的欧洲，这些国家把前往海外杀人弑血变成了自己的第二本性。在王宫跳着华尔兹，可是在边境上却敲打着进军的鼓点。英国作家爱德华·摩根·福斯特在其作品中通过小说人物讲出了一句话，一句当年许多英国人在殖民地问题上所说的，至少所想的话：“强者的权力就足以使其他的民族放下武器，这个权力对于大多数人已经够了。整个一代人的洗礼盆都是用血来注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