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帝国主义者有可能开始之前，必须先形成其必要的技术前提条件。没有工厂就不会有批量生产；没有蒸汽船，就不会有世界远洋；没有炼铁厂，就不会有坦克；没有化学工业，就不会有燃烧弹。一言以蔽之：没有工业化，那么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以及围绕着它而引发的战争就是无法想象的。

    最初是19世纪中叶那大量的创造性的发明，正是它们使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成为可能。“这个世界犹如一艘启锚的船”，哈佛大学的大卫·兰迪斯教授就当时的发展局势作出了这样的述评。毋庸置疑，并非整个世界都处在这种启锚、扬帆的状态，它仅仅发生在世界的西方部分，也就是一个只占当时世界人口七分之一的地区。

    一个让人感到震惊的发展开始了，先是欧洲，然后是美国，如日中天。人均收入直到公元1500年还与西欧不相上下的印度人和中国人，却在这场为了富裕生活而战的竞争中，成了最大的失败者。知识在大爆炸，但是却没有在他们那里；经济在迅猛发展，但是却远离了他们的国度。

    西欧人均收入在工业革命初期首次达到了两倍于中国人的程度。到毛泽东领导时代结束时，也就是在大约150年后，西欧的人均收入从平均水平上讲，已经相当于中国人均收入的十四倍。印度人在18世纪初叶，也就是在进入蒸汽机时代之前，所拥有的经济生产力不足英国人的一半。可是到了20世纪初叶，英国人的平均生产能力是印度人的七倍！原因只是由于人工生产的电力，它帮助西方人提高了生产力。

    生产力中的这种飞跃是前所未有的。正是这种新技术把西方人从这个世界中分化了出来，而且先是欧洲人，然后是美国人因之脱颖而出。人类被分为技术上的赤贫者和新奇迹工具的拥有者。世界由此分化为无法追赶的不同等级。如此持续了百余年的光景，直到另外的那一部分开始了他们的奋起直追。世界经济究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原始分化？为什么恰恰是发生在那个时代？为什么这种飞跃当时只发生在西方？

    所有这一切都逐渐接近了历史学家所得出的结论：这种造成西方创造发明精神一下子释放出来的关键性推动力是偶然性。一种偶然激发出了另外的一种偶然，多种偶然性连锁反应的偶然性链条便由此而引发，这种连续的偶然性改变着这个地球的生活，时至今日依然如此。许多被专家们当作为确定性的东西而予以证明的，也不外乎只是在其结束后才这么设想到的。直至今日仍然没有人可以满意地回答这个真正的关键性问题：它们何以会发生在那个时代？何以出现在欧洲？所有这一切的发生何以是如此的排山倒海，而且是一种持续至今依然在改变着这个世界的爆发力？

    西方的许多人认为，促使这些人成为创造发明家的原因首先当归属于基督教的劳动道德观念。有的认为，相对于非洲或者中亚来说，欧洲的气候更适合于人们进行创造发明。可是英国的濛濛雨和德国那变化无常的天气何以会比马拉喀什（摩洛哥的城市）的太阳或者上海的那闷热的阳光更有利于人们思考呢？也有人把它归之于地形学，认为是地形产生了振幅。英伦岛上和阿尔卑斯山脉中的泉水和岩石更富有自由度，因为就思考的自由度而言，生活在小地方的人远比那生活在中央集权控制下的庞大帝国的人，如俄罗斯和中国人，要自由得多。但是基于这种小地区的山民和岛民生活所提出来的生活方式，难道不正是那种为我们嘲笑式的称之为乡巴佬的生活方式吗？

    第三种学派强调启蒙运动的伟大作用，其中包括高校以及科研机构所作出的社会性准备工作。但是为什么却是那位优秀的理发师和假发制造者理查·阿克莱发明了纺织机？为什么埃德蒙·卡特赖特，也就是一位原本靠牧师和写作维持生计的人，却作为涡轮驱动的水力纺织机的设计者而载入史册呢？为什么全世界在第一台可使用的电磁式电报机问题上感谢麻省的艺术家塞缪尔·莫尔斯？要知道，这位莫尔斯先生可是一位以油画的方式，不仅保留了许多田园风光，而且把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的形象永远保留下来的人。

    尤其不可思议的是持这种观点的人，他们自认为，自己找出了历史的规律性。他们说，早期的资本主义是基于自然本能而带来这些创造发明的，这一切原本是其自身发展的需求。所发生的这一切，均非理性之所为。由于纺织女工的体力被发挥到了极限，凭借她们的体力已经无法再提高生产力了，因此出现了“珍尼纺织机”。批量生产无法长期容忍以马车和小船给客户运送货物的方式，从而使蒸汽式海洋轮船和机车应运而生。如果没有电报通讯途径，人们何以与远在天边的美国人谈天呢？

    但是，人类历史究竟从何时进入了理性阶段？如果人类历史上原本就曾经拥有某种理性天赋的力量，那么为什么我们自己却倒退回去，继续犯那历史上已经有人犯过的错误、去重复作那过去已经有人作过的错误决策呢?可见所有这一切在极大程度上依然是非理性的，中国的皇帝在公元一千五百年时竟然焚烧了他们自己的贸易船队，随之使这个帝国被封闭了数百年。也许，1943年2月的那个晚上，在柏林体育场的集会上，当这位历史的演说者提出“你们愿意进行一场全面的战争吗”的问题时，听众们应该给予“不愿意”的回答，可是，这样难道就理智了吗？

    对于工业革命来说，所有被提及到的条件都是原因，但是其中却没有任何一个是决定性的原因。工业革命是一场偶然性的相互抨击、作用的结果，所有这些在其相互撞击、剧烈增加的过程中，不外乎作为偶然的因素。它们绝非什么世界精神，绝非什么确定性的必然因素，它们既非上帝，亦非上层政治。对于欧洲和美国来说，这些就是人们称之为幸运的某种机遇。即便是这种机遇，在某种程度上也需要更多的预备，这就像戈特利布·戴姆勒所经历的那样。

    这位机械工程师被他的老板赶出公司，就是因为他在汽油发动机上没完没了的科学怀疑和提问，以至于这家工厂主无法忍受他的工作。戴姆勒继续研究，并且与威廉·迈巴赫设计出了他们自己的发动机，可那时在整个德国没有一家企业敢于生产他们开发出来的汽油发动机。最终，一家巴黎的机械企业以专利入股的方式同意生产，这就是工业革命，它是在克服所有这些错误之后所取得的进步，而同时也使人类由此而进步。

    然而这样的事情只有一次：恰好那种发展，那种本身带有极大理性色彩的发展，在其诞生的历史进程中却是非理性的。有些令人费解的是，这就发生在西方人群中，而且所有变化中最大的变化就是那发生在人的内心深处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