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使西方世界的总统、皇帝、部长和高层官员们很快意识到，对于他们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来说，这些新技术所意味的就是一种丰厚的战利品。在那时，这些苦思冥想的发明家所追求的是出名；企业家所追求的是持续的增加赢利；而国家元首们所追求的不外乎是扩大他们的版图和权力。唯有那些用高技术武装起来的国家元首，才有可能把自己的贸易商船有目的、有成效地派往远方的国度。谁只要想着让别人以塔勒、英镑或者美金来给自己支付赢利，那么赢利的光环在不久的明天就会照耀到他的头顶。

    对于宗主国的总督们来说，那些富有魅力的落成典礼和庆祝活动，远比他们的民主制度更具有吸引力。他们喜欢去工厂或者矿井参加剪彩；更乐于把香槟瓶抛向刚刚刷漆的船舱。那时所有的国家之间的合作，其实质性内容不外乎是要彼此显示，何处是未来的归宿。那个时代的世界博览会就是经济达尔文主义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欧洲人的远洋轮船公司在大西洋航线上围绕着那最快的“蓝色航道”展开角逐；“北德罗特”与“法国北大西洋海运总公司”相争，随之二者又联合起来与英国人的“白星线”海航公司相争。1912年4月14日到15日深夜，“白星线”公司先于所有其他公司而载入世界历史，如果其他公司那时也在按计划行驶在海上的话。这艘当时世界最大的远洋蒸汽轮在这次远航中没有抵达彼岸，轮船上的绝大部分乘客由于冻、饿而身亡。这“泰坦尼克号”之名作为无限遐想的真实标志而永远保留在人类历史中。

    所有人都被惊呆了，但是也就几秒钟的时间！工业资本主义化之路是无法逆转的。在西方，到处是机器轰鸣，它们需要煤、铁矿和水，吞食着粮食、棉花、烟叶和木材，而最后吐出了武器、肥皂、火材、棉织品、香烟和食品等等。所创造的生产力记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那在1881年所发明的卷烟机，仅用十五台就足以满足整个美国的香烟需求量。直到19世纪初叶，尽管农民和手工业者做出了极大的努力，而且加班加点，但是年生产力提高的幅度也就刚刚达到0.15%。可是19世纪末期，生产力的年增长幅度达到了四倍。欧洲的铁产量仅仅在1870到1890年间几乎就翻了一番，而钢产量在1880到1890年间增加了十倍。

    这个新时代几乎改变了所有的一切：从人们谈论的话题，到他们思维的方式；从观察，到感受以及居住。工业革命确实成了所有时代最伟大的革命。没有哪一个洲可以永远逃离；很少有哪一块土地不受触动；也没有哪一个人、哪一个党派或者哪一个国家可以持续地抵抗这场革命所带来的变化。“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这一切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就被这样毫不客气地给予了评述。

    同时，这种恐惧远比这种剧烈的改变力要大得多，它所创造的，一方面是似乎没有止境的富有者，而另一方面是那与前者密切相关的、不受法律保护的、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的工人。作家查尔斯·狄更斯以此图描述了当时的状况：“一座机器和工厂烟囱的城市；一座带着黑色排水沟和紫红色、闪闪发光、臭气难闻的河流的城市；一座由镶嵌着大窗户的高楼所拼起来的城市，那楼房的后面，整日整夜的叮咚着、震动着，而且伴随着蒸汽机活塞一上一下的运动、撞击，它犹如一只深陷在忧伤、迷茫之中的大象的头。”面对工人生活区的这种贫困状况，像李斯特这样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对这个社会以“野蛮、残暴”这样的词作出了批判性宣判。

    资本主义的这座新圣坛犹如魔咒一般吸引着那些已经相对贫困化了的人们离开了农村，而重新再返回农村几乎是不可能的了。由于现代化的农业技术、方法，使得村庄里所需要的从业人数越来越少。未来属于城市。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在迅速缩减，到1870年时，已经有40%的英国人工作在工业领域。

    美国紧跟着时代的车轮。1870年，美国从事农业的人口还在50%以上，生活在有2500人以上的城市里的总人数还不到美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可是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工业人口总数已经提高到整个人口数的三分之二，至此已经有半数的美国人生活在城市。

    可是，社会福利状况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因此，工会和工人党派在法国、英国和德国诞生，她们已经在为其会员、党员的权益进行抗争。所有国家的帝国主义者都恼火了。在1905年时，威廉二世感到国内这种威胁性的反抗已经严重阻碍了他那自豪而宏大的外交计划，以至于“我们由于这种社会民主都没有办法从国内抽调出人马去应对外部的威胁”。这使他愤怒，并决定以武力去解决这些问题，而且“首先枪毙这些社会主义者，要砍掉他们的脑壳，即便是血流成河，也不能让他们再造成影响。然后就发动战争，但是绝对不能颠倒顺序，而且不能用同样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