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使美国人勤俭持家的动因是对战争的厌倦心理；从战时生产及时转向和平生产是美国政府的杰作。劳动力和新资本给国家的生产力添足了马力。双方此刻相辅相成。百姓们在战争岁月里一分一分的从牙缝里挤出来的钱此刻正好投入到工业生产领域；大约一千万在此之前还没有劳动位置的士兵并没有被送回家，尽管家门就在附近。他们也没有简单的奔向工厂的大门，尽管这也是一种给予他们的选择。国家以各种措施对未来作出预测；它向每个退伍军人都提供一个受教育的机会，甚至奖学金，由此这一千万人一点一点儿的，而不是一下子的奔上了正常的职业生活之路。这不仅意味着一种时间上的推延，而且同时也是一种无数倍的质的改善，是劳动力潜能的提高，这个英明决策可是这个世界上当时所没有的。美国的生产力注入了一千万名劳动力，这是其中之一。更重要的还在于，美国以此集中强化了劳动力的质量，这是前所未有的。如果没有对这些就业人员的教育培训推动力，美国战后的最大的生产力飞跃也许是无法形成的。

    这个超级大国此刻致力于推进境外美国利益，因为这个移民国家也包括在西方行列之中。现在的问题是，要设法把边境经过大西洋向前推进：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卢森堡、瑞士以及斯堪的纳维亚的民主社会把自己作为新目标交给了美国的投资者，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战后所实行的独裁使得它们被放到了一边。一个世界性的资本市场诞生了，它那日渐明了的目标就是，把西欧诸国与美国的价值创造循环体系联结起来。数千亿的资金流过了大西洋，那是以重建援助的名义，或者更准确的说，是作为某种接轨的费用。苏联人怨声载道，可是没有用处。西方在提高它们的生产力，而东方却在增大它们的政治宣传。莫斯科的外交部长称美国的这种经济援助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对此他们坚信无疑，认为这些援助首先是基于美国的利益需要。在西欧诸国的经济收入中，最感兴趣的就是外汇，美国总统卡尔文·库利奇在20年代时就明确的告诉了这一点：“美国人的投入所作的就是这个业务”。

    直到战争结束时为止，美国也还只是一个富有经济成效的大国，但还不属于世界经济一体化性的国家。它那时整个国家收入的90%是在境外实现的；外贸自从世界经济危机以来一直保持在最低水平；美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也同时下降到无足轻重的地位。在抗击希特勒的世界大战中，军事武装比经济利益更加急迫。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空间已经具备，需要经济的权威们所做的也就只是去占领它。而权威们也不失时机，它们带着北美野马福特和美金，跳着摇摆舞，而且在好莱坞已经开始预制那理想的梦幻。德国的电影制片商维姆·温德尔斯把此称之为“殖民地化的幻想”。

    这块大陆尽管说是美欧共享，但是随着二战的结束，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开始形成了一个新的大陆漂移。一个区域在逐渐形成，它尽管从耕地、水域以及山脉上彼此未必一体，但是从精神生活和经济结构上却形成了一个包括大约五亿人在内的群体，一个在非同寻常的引力下的没有国界的结构体产生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西欧”。这是一个一目了然的世界，物质生活的富裕和个人的自由在其中相互融为一体。

    新的基础也是旧的废墟。欧洲对世界霸权的要求经过两次劳而无获的冲刺之后宣告结束了。美国作为一个大陆的解放者来了，因为这个大陆自身无法和平共处。无论是在生活的方式方面，还是在生活的兴趣方面，美国都为欧洲设计好了，而且也显示它们是今日一定要比昨日好，即便在今后的几十年里依然有益无害。美国的民主制度如同通俗文化一样受到了欢迎。它们使欧洲在强力下分离，并变成了特殊的省区。它们设置了一种全球性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则，这种资本主义以成就感和竞争力为基础，并以此赢得了在欧洲的合法性，从而使其早年的亏损尽可能的得以弥补。

    把进军欧洲的美国人看作为黑心资本家的接收大员，这是不公平的。事实上，自从世界经济一体化出现以来，第二次冲刺明显的要比第一次更有理智，而第一次只能算作为欧洲人自食其果。新的资本主义是以美国人的方式进行的，它显然的要比正在行使的欧洲方式稍微文明些。它的政治领导对权力并不那么热衷，对国家经济的侵略活动尽管并没有消失，但已经不那么明火执仗了，尤其是德国以前的那种恣意妄为看不见了。当然，现在所涉及的是更深层的，尽管借他人之鸡给自家生蛋，但是尽可能的避免侮辱和伤害失败者也是必然的。在所有美国经济体制需要福利调整的地方，无不出现欧洲人的身影，尤其是法国人、德国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再英勇地献一次身。美国创造了自己的市场经济体制，它既减少了失败者的怨气，又减弱了赢家的趾高气扬。可是，在美国重建援助的保温箱中，欧洲一而再、再而三的向左滑去，左得远远超过了当年能够的极限。

    在第二次冲击世界经济一体化中，美国国民是一帆风顺。借着欧洲美国化的东风，一场美国欧洲化的瑞雪也悄然降临。一个福利性国家在美国第一次问世了。它们所供给的远比超级蛋糕和服装仓库所提供的要多得多。美国虽然是西方富裕国家中的后来者，但它却以迫不及待的脚步赶了上来。从低社会福利的角度上讲，五十、六十以及七十年代，可以算作为辉煌的三十年。仅仅在从1950到1960年的时间里，美国的社会总产值实际增加的程度为41%。这个富裕的国家经历了它至今为止那最繁荣的时期。那用于社会救济的财政部分在1960年首次达到国民总收入的7%。1975年，随着经济能力的提高，国家把社会福利预算翻了一番，达到21%，其中包括有退休养老金、医疗保险等在内。这已经达到了欧洲多数国家的水平。即便是社会福利最高的丹麦也不过是把国民总收入的24%用之于社会福利。尽管并未达到所有美国人都享有医疗保险的程度，但是90%以上的工作人员享有法定的退休养老金保险。在那法定的最低退休养老金中，国家还借助于企业退休养老金基金的方式，至少使工作人员的养老金数额增加了大约40%。

    恰恰是美国上流社会的一员成了富有同情心的资本主义的急先锋，他就是约翰·F.肯尼迪。在就国家状况的第一次演讲中，他向人们描绘了一副令人忧郁的图象（“我们经济的疲软已经持续三年了；我们经济的滑坡已经持续七年了；而国家经济收入的下降已经持续九年了”），然而真正引人注目的还不是这个现象，而是他的反应。真正令人们更受触动的不是当时世界经济的危机，而是其他的事情。肯尼迪不准备节约和减少财政支出，他没有把省吃俭用的命令发向全国。他要让那些为失业率所困扰的地区借助于国家的帮助获得重建，而不是凭市场规律任其自然发展。他应诺，“提高那些收入很糟糕的工人的购买能力”。他说，他的目的就是要“给那些失业者的家庭带去更多的食粮，给需要帮助的孩子们提供更多的帮助”。听上去仿佛是社会福利政策的声音，但更多的是经济策略，是为经济利益所驱动。肯尼迪试图通过形成群众性购买力，从而克服经济的滑坡，他的这个措施确实成功了。

    肯尼迪所说的这些，一直到他死后仍然在发生着作用。最低工资和失业救助金被提高了；国家的最低养老金被实施了；最后还有一个精心妆扮的免费住院护理福利计划，这可是要为每一个有难的美国人提供帮助的互助计划。这项计划是在肯尼迪被谋杀后，由其后任总统，也就是替补上来的原来的副总统林顿·B.约翰逊提出来的。其目的在于让所有阶层都与“大社会”衔接起来，也就是说，要打造一个类似于大和谐的伟大社会，约翰逊向他的追随者们发出这样的呼吁。财政预算中的社会福利部分几乎在他的总统任期内翻了一番。这个到世界经济危机时的社会福利几乎还等于零的国家，此刻要建成为福利国家了，但是它并不是在向自己的国民去施舍，而是形成权益要求。美国的资本主义总算有了一点儿人心。

    共产主义宣传那令人忧郁的预言由此就受到了驳斥。西方工人阶级并没有出现贫困化，而资本主义也显示出其人性的一面。企业的赢利与工人的富裕生活之间不仅并非对立矛盾，相反甚至是相辅相成。不同党派和社会团体并非要消灭对方，而仅仅是代表不同利益者的兴趣。战后的西方以此给予其国民的东西，远比战前以及战争期间那神经质的资本主义所提供的显然要多得多。欧洲和美国在短短的时间里形成了一个整体，富裕生活和自由稳定在这个区域内起到联结、协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