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美国的强项，也是它们的弱项。因此认真细致地观察他们也是很有价值的。在本质上有三个相关的因素，这是人们在波士顿和洛杉矶之间就能发现的。它们表现为这么三个特殊性，而且正是它们确立了美国时至今日的世界强国名声。

    第一个是：绝无仅有的乐观主义和冒险精神。美国是一个这样的国家，其长于追求新的，而此并非始于昨天（就像东欧人），也非始于几十年（就像中国人），而是自其移民的第一天起就如此。是新来者，却没有拘束、没有压抑感的特性显然就储存在这个民族的遗传基因中。

    在那奔放的成就感和冒险精神的感召下，就业人员仅仅从1980年以来就增长到四千四百万，也正是这种全社会认同的成就感，造就了一种稳定、持续的人力资源的输入。在此不仅仅是人数的增加，如果这新增加的一千七百万前途未卜的人们不是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于某种重要的刺激、推进力上，而只是集中在自己那书面权力上，那么所产生的影响恐怕只能是恰恰相反，而这一点无疑可以从两德统一的境况中感受到。

    第二个是：美国是绝对的国际化。早在美国的诞生史上，也就是当许多国家的反叛者们在今日美国的大地上统一起来的时候，美国就显示出其世界婴儿的特点。赫尔姆特·施密特把这些美国的创建者们称之为一种“精英的活力”，这种活力时至今日依然把他们的这种基因继续遗传着。他们的语言占有统治地位，西班牙语和法语早在上个世纪的下半叶就被排挤掉了；从T恤衫到摇摆舞，再到电子邮件，他们的日常文化以和平的方式控制着半个世界；美国的康采恩从一开始起，就挤进别的国家，以便在他国异乡进行贸易、建立生产基地。这种跨国康采恩尽管并非美国人的发明，但它却成了美国人的长项。

    第三个是：美元是世界通用货币。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用自己的货币在各国可以进行贸易的国家。谁想拥有美元，谁就得向美国买。无论是流通纸币的数量，还是贴现率的程度，所有有关这一切的重大决定，都作为涉及到民族独立性的重要措施，在这个国家境内被解决。在世界经济的雄鹰身上，流淌着美国人的血。世界业务交往的半数以美元的形式进行着；世界各国货币储存的三分之二是以美元保存着。二战后的法国总统戴高乐早就对这种“过分的特权”表示惊奇。

    我们现在再来看其反面。一是：美国人的这种乐观经常超越天真的界限。国家、企业和私人生活中那不断增加的债务到今天已经达到了天文数字的程度。把未来寄托给上帝，明天会比今天好，批准数十亿的财政预付，其数目之大已经严重的危及到了未来。下层社会和中层社会实际上已经中止了节俭。自21世纪以来，他们生活得就像一个非洲的大家庭，直接从手边全部进到嘴里，根本不作任何什么经济上的预留。

    二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在倒退。美国把世界贸易以目中无人的方式向前推进，结果就导致了其本国工业的糜烂。他们的一些生产行业，尤其是家具业、日用电子业、许多汽车零部件生产商以及那新生的计算机生产业也都纷纷迁往国外。自由贸易给予了现在那些处在上升中的国家以机会，它们正在借以从美国在世界市场的占有份额上切下一大块蛋糕。

    三是：美金不仅仅令美国强大了，而且也把它美化了。政府尽力地打气，美金也就以雄壮的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但是现在的这种流通方式有可能从外部，譬如从北京，使美金虚脱。比尔·克林顿的说法是“战略伙伴”，乔治·布什已经把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两位总统的想法是一致的。客观上在正常时期合作，维护相互依赖和责任。如果时间变化，它们就会剑拔弩张。

    只要你冷静注视一下21世纪初的美国，就会发现，它虽然还是世界霸主，但却属于一个这样的霸主：它从外部受到挑战，它在内部困难重重。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倒档对于开放性的美国经济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打击，因为美国的工人以此就有可能被赶上绝路。亚洲的崛起也就自然地构成了美国国民经济的相对下降。对于企业的工人以及社会中层来说，这种下降已经是绝对的了，因为他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明显在减少：手中的钱少了，体面少了，重新在这个社会上站起来的机会也绝对少了，甚至越来越难了。在这场为了财富而进行的世界战争中，他们属于失败者。这是天命，但并非他们的错。破灭的是他们的个人机会。每一个国家，或者说每一个把追求幸福提高到首位的社会，都必须面对那些不舒服的问题，尤其是当其国民中越来越多的人遇到自己的社会财富被劫持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