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还有失落了的一代，他们构成了今日德国东部的大部分。其中的许多人基于这些环境的变化而不可能重新获得工作。他们靠西部的救济金生活，因此也使得他们自己和国家财政都愈加步履艰难。当年的汉堡市长、现在的信托经理克劳斯·冯·杜岚伊称之为“我们国民经济的持续失血”。还有，作为一个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它尽管在战后创造了令朋友和敌人都感到惊奇的经济奇迹，但是其自身终究受过内伤。“让我们尝试一下，我们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当年的萨克森文化厅副厅长沃尔夫岗·劳瓦克向德国社会发出呼吁。当然，那筋疲力尽的共和国再也不想尝试了，而且也根本不可能再尝试了。它们所能认可的也就是“就这样了”。

    相比之下，邓小平的经济建设成就愈发显得光耀照人、如日中天。他找到了把握改革深度和速度的最佳尺度，以至于改革将近三十年，但是却依然持续、稳定的发展而不偏航。他对中国人提出要求，但是绝不过分要求。他处理党的干部，但是绝不整他们。他答应军方，以后给他们增加经费，但是绝不忘记他们。他开放了这个国家，但是并非没有原则。商品自由交换，但是货币却不行。

    西方人不太相信毛的这位继承人，因为人们没有办法想象，没有政治民主的市场经济何以能有效运转。政治民主与市场经济犹如一对不可分离的孪生子，彼此紧紧的连在一起，西方的人们相信这一点。也许资本主义在一种集权国家确实比在西方社会更合适。此外，在经济世界中，也没有什么少数服从多数之说，组织、领导常常是由上而下。所有的权力不是出自于工人和职员，而是在董事手中。企业内部的反对派只有在它无伤大碍时才能存在下去。如果要讲劳动者的权利，那它就只能待在柜子里了。就是企业高层的后来者，也得在一定程度上按照企业的习惯规则行事。企业内的工资制度甚或与现代福利国家的方向背道而驰。富裕国家尽可能地去缩短差异，而康采因相反却有意识地拉开其工作人员的收入差别。以积分制、产值分成、赢利回扣和贸易提成等方式，康采因力图刺激员工的成就感，而不是减少不平等。

    邓充分利用现代企业管理的这些新规则，并以此摆脱过去。他逐步把农民从合作集体制中解救出去。从开始只允许把其收成中的一小部分拿到自由市场上去出售，逐步发展到最后允许农民把田里的、圈里的所有收获都拿去自由买卖。最后，国家甚至把土地归还给农民。1983年，即在农村改革开始五年后，98%的农田回到农民手中。1988年开始，农民有权决定自己的土地，而土地也开始可以租赁或者继承。

    责任感（承包责任制）创造了奇迹。农业经济在80年代初的年增长率超过9%；农村收入的增长速度之快，在共和国的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了城市。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乡镇企业也经历了一场发展繁荣。这不仅仅给地方干部的聪明才智提供了用武之地，也给行贿收贿创造了条件。早在毛时代，社办的生产、服务性企业就有七十余万家，它们的任务是解决农业必需品的供应问题，譬如化肥、小型拖拉机、各种农用机械、建筑材料以及电力等。这场改革一下子使这些企业变成了赢利性的行业。邓裁减了中央对这个行业的财政拨款，但同时也免除了它们给国家上缴利润这一部分。这些企业的干部只为地方的乡镇创造利益，也是为自己创造福利。由此，在乡镇企业的屋檐下，第一次真正的出现了私人企业，但是它们对外从形式上依然是集体企业。这些企业的所有者向地方干部支付保护费，而干部就竭尽全力为这些企业进入市场扫平道路。在他们的保护下，自私自利也萌发、活跃起来，私有企业头顶着红色保护帽问世了。

    乡镇的康采因出现了，它们此刻也挤向国家庞大的消费生产网络。乡镇企业就业人员从改革初期的3000万人发展到2000年时的1.7亿。随之，一个中产阶级在中国以此为基础就逐渐形成了，在其中，私人企业家与共产党的干部并存。所有介入者最感兴趣的只是从中获取利益。私人企业利用干部所提供的国家保护伞，这种保护伞至今依然取代着市场经济所缺少的调节规则，而这调节规则是市场经济自如运行所需要的规则。要是有人看不惯，就可以说：干部被腐化了。但是马上就会有人反驳说：干部是监察、经济发展促进和法庭裁判的三位一体。随着这些发展，不断给生活注入了私有的成分，而且它们逐步发展到使国家这个巨人受到了威胁，北京的计划委员会不得不一步一步地往后退。没有乡镇企业的参与，中国的市场经济也许无法诞生。

    农村干部是毛的第一线的红旗手，现在他们成了改革的先锋队。在各种各样的大会和公众场合，党组织都激励他们，全力以赴去发展提高经济增长率。“发展生产力是我们的中心任务”，在1987年第十三次党代会上，那位受邓支持的总书记赵紫阳向大会发出这样的口号。他还鼓励地方干部，要敢于走出一条新路。“只要有利于经济增长率，那就是符合人民基本利益的，是社会主义需要的，也是被允许的”。

    今日中国社会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多是乡镇企业创造的。自从这些带着红帽子的企业向西方资本主义开放以后，出口贸易业务就如同汽车踩足了马力。这些企业致力于生产电子玩具、手机零部件以及机器的配件。中国出口贸易的三分之一来自于这些企业。

    随着这种改革冲击力的作用，进入世界经济的第一步，就使得中国经济的奇迹成为可能。在世界市场到处流淌着强大的能量，而它们至此为止总是绕过这个庞大的国家。股市上的经济资本和企业的投资资本仍然还在躲避着中国。中国把自己的国家与这些资本家隔离开来。资本家也不喜欢中国，因为他们那由资本再生资本的打算在中国是被禁止的。

    邓寻找衔接口，他要把自己的国家与西方资本渠道打通。新建立的出口工业以其高起点和富有成效而成了新的国民经济的实力中心，可是在过去，它们也就只是全国地图上的一个地名而已。今天，这些在历史上堪称为颇有成效的连锁企业链开始了运作，其中的每个环节、每个部分都在供应些什么、拿出闲置不用的：中国提供劳动力；西方提供资本及其购买力。一开始时就至少超过了700万美金。这是外国投资者1980年向中国投资的总数。1990年，这个数目上升为2100万美金。现在，外国实际投资总数约2500亿美金，这个数目相当于联邦德国的国家财政预算。中国劳动力与西方资本的结合，诞生出了那出口的机器。这机器在世界大战时是为了资源，而今天却是为了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