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印度人来说，第二次解放应归功于米歇尔·戈尔巴乔夫。正是以他的新思维，加速了病入膏肓的苏联的死亡，也唤起印度人的新生。老师不灵了、联盟也解散了，这一切造就了一定的自由空间，一种不仅是行动，尤其是思想所需要空间。此刻，印度的精英们首先振作起来，他们要去制作出一张自己的、真正的财务报表。可是一瞬间，所有原来不想真正面对的东西全都塌陷了：国民经济的技术性基础的虚脱程度，远比苏联的要有过之而无不及；就投资来说，长期与世界市场相分离的印度经济缺少必要的资本；国有企业从1960～1990年，翻了三番，但是整体上却是非效益性的增长。中央政府所指挥的240家企业集团，其中绝大部分仅仅是就业场所，在国际竞争力方面的份量恐怕永远是不值一提的。可是一直到了这个时候，这一点还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注意，其原因就在于印度领导人几十年来一直受困于殖民地心理变态之中，尚未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分工产生兴趣。由于殖民统治的阴影，进出口贸易一直遭人唾弃。尤其是外贸曾经一直被作为特别阴险的殖民统治方式而使用，这就更加遭受获得了自由的人们的唾弃。

    与此同时，印度人对外国资本也采取了避而远之的态度。进口关税在最高时达到货物价值的300%。当邻居的中国在致力于获得投资时，印度人却像避瘟疫一样的远远绕开它。在新德里，人们所热衷的完全不同于在北京。中国人所期盼的是美金，而印度人依然还在高呼这样的词：计划、控制和自给自足。

    并非是看不见自己疾病的负面影响，对它其实是了如指掌，但却忍受着它。在这令人窒息的经济关系中，印度领导层的许多人设法让自己宽松一些，这样好像就舒服一些，因为突如其来的自由要由殷实生活来保障。尽管人民生活的贫困程度在恶化，但是这里的一切，尤其是他们的成就，一如既往的都还在按国家计划进行。1974年，印度议会就饥饿灾荒问题进行了一次讨论，因为饥荒已经席卷全国。饿死的人被草草掩盖，因为他们的尸骨随后还得被刨出来熬汤来填肚子，一位议员这么报告说。经济学教授施劳伊既是政府计划委员会的成员，又是印度驻世界银行和货币组织的代表，他作为见证人站到了控告自己政府的席上。他说：“我们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是一个经济崩溃了的国家。”

    凭借着计划官僚这个工具，跃入世界经济强国行列的使命是无法实现的，这已经是四十余年持续实验所确认了的事实。印度人已经感受到，一个时代已经走到了它的终点。他们的眼光此刻转向中国，一个习惯于被看作为敌人，而非榜样的国家。长期以来一直被忽视着的问题现在终于被提出来了，那就是：中国所能的，印度何以不能？为什么在那些昔日一直处在贫困状态的地区，中共中央委员会那胜利的号角竟然从一个地区传向另外一个地区，而且此起彼伏呢？那些西方人究竟想在中国干些什么？为什么美国总统尼克松早在那时就前往北京，却不是去新德里呢？沿海城市的这些财富从何而来？为什么突然之间在那里不仅是那些有社会地位的阶层能开西方的汽车，而这里那些生活在绝望中的、贫困的印度人，却还驾着牛车、骑着自行车缓慢的经过那低洼不平的大街呢？

    其他东南亚的国家也赶到了前面。新加坡、台湾地区，矗立着一幢幢摩天大楼和现代化工业基地。韩国的经济力在50年代初也就是印度的四分之一多一点儿，而今韩国的人均收入是印度的六倍。独立庆祝已经过去了四十余年，邓小平开始其市场经济改革也已经过去了十五年了，现在唯有印度还落在后面。时代发展的精神已经给人们展示出了全貌，而脚下的路却需要人们自己去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