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伴随着西方的衰落，但是美国人和西欧人还是比他们的任何竞争对手都富裕、强大。处在上升中的国家与处在衰落中的国家之间的差异，并非指现状，而是指其发展的速度和方向的改变状况。

    所有拼搏向上的国家都有过某种痛苦的经历。它们奋勇向前，并且以很快的速度展示出了他们那令人注目的价值。他们作好了思想准备，要与自己的父辈们从宗教、意识和文化传统上断裂。韩国人、中国人、印度人已经在按照实际使用价值表来清理家底，而日本人早就清算了他们的现实生活。所有那些被显示为奔向富裕生活之路的障碍物，譬如像带着中世纪特色的农业社会、那计划经济、那平均主义的意识，还有那不断更新的观念以及流传下来的生活方式等等，都被清除。宗教感觉的影响在扩大，然而却是以受抑制的形式在进行。精英们所拥有的高尚目标就是，尽可能的改变客观社会。可是，形成这个动力中心的是政府，而并非整个社会。故此在所说的上升中的国家里，政府和党派是经济改革的旗手，而她们所能带动的，也就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

    相反，处在衰落中的社会早已经把最富裕的那一页揭了过去，如果他们把今日的现实生活哪怕是再延长一点儿，那都是值得庆幸的事情。他们拼搏，但所拼搏的只为了把昨天幸福生活能继续保持下去；为了他们的劳动位置、为了他们的公司、为了法定不上班的星期六、为了那被裁减的失业金、为了这个福利社会。一言一蔽之，他们的所有拼搏不外乎是把时间往后推。在人们的心里，尤其是在小人物的心里，感受到了即将来临的悲哀，他们尝试着借助于回忆过去来获得安慰。追忆和思念的社会诞生了，僵化的进程一望无际。在此，并非像左派们所声称的那样，是生活的唯经济化，是它在促使人去创造。事实上恰恰相反，这是经济化的终结，是非社会福利化、失落感、遗弃感的开始，没有社会福利保障者将从价值创造的各个循环圈上被摔了出来，这就是人们所担心的。随之，数百万计的人就停止了经济价值的创造，而国家也就断了自己的经济来源。

    处在上升中的国家与陷入衰落中的国家双方相互作用、影响。一个的美梦也许就是另外一个的噩梦。在新来者的意识中，那昔日的经济强国就像患者，而那崛起者却被另外的看作为威胁。如果一起谈论好和善，一方通常总使用过去时，而另外一方肯定使用未来词。一方的最大愿望，常常相对应的至少是另外一方大小相近的忧虑、担心。双方清楚地知道，他们彼此是在相对依存中生活。在西方的人们感受到别人呼出的热气，那是由于强迫所致，因为他们缺少自信心，即便是早年那高经济增长率可能会再一次出现。处在衰落中的社会通常属于衰老者，尽管他们还算是富裕者。他们的典型特征就是存款和两辆车。他们所担心的是退休养老，他们对国家支付退休金的能力表示怀疑。终日驾驭着他们的最佳心情是自我安慰。而今，在深层的经济改革问题上，也就是在那涉及到国家建设的黄金岁月的传统部分的改革问题上，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缺少最基本的力量。

    在攻击当政的这一代政治家方面有这样的说法，他们无力、无形、无成果。这种批评是老生常谈，而且批评也未必正确。在民主制度下，不会有反对民众的政治家，同时从另一个角度讲，也没有远离民众的政治家。此处的客观事实是，政策上的某种扭转乾坤式的改航换道有可能会被理解为破坏平静。在欧洲，没有哪一个政府敢于对国家和经济合法性的根基进行改革。德国的总理候选人安格拉·默克尔女士尝试着在竞选中开出绝对根治的药方，结果所获得的是许多选民对她的放弃，因为她要走的是一条政治上的死胡同。正是因为其他的大党也在继续走改革之路，结果也同样的受到重创，从而才使得她侥幸获得当选。现代化的两个牺牲品惺惺相惜，一起构成了一个失却了勇气的联合政府。这种打击是如此之大，说真的，实在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过去的岁月曾经给我们创造了许多东西，所以许多选民所期待的就是回归过去，可是这个愿望无法满足，即便是以后也不可能满足。由于失望使不满的情绪在许多地方继续滋长。从不满意中甚至滋生出仇恨，既恨外国人，也恨自己。先是在法国的小城镇发生了一些事情，随之又出现了巴黎大学附校的大学生罢课。所有这一切都出自于某种无法满足的愿望和某种没有理解的可能性，它们所围绕的核心问题就是，无法接受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事实，没有正视这种衰落。尽管上升已经成为了过去的标志，但是在上升意识明确形成之前，也曾有过一个模糊不清的上升愿望的发展过程，而这种愿望此刻却转变成了对衰落的恐惧。

    处在上升中的国家并不那么贫穷了，但是还没有达到真正的富有。它们的群体还年轻，还雄心勃勃，至少精英们和中层社会对未来充满期望和信心。手机和手提电脑是他们所渴望的附属品。他们决心，要从世界财富上为自己切出一块儿，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的块儿。为之，他们以极大的勇气作好了准备，即便是出现了以往所有时代崛起者们通用的标志，即肆无忌惮、不顾廉耻，那他们也绝不退让。

    尽管西方工业国家的份量是在递减中，但是它们并未消失，可是事实上它们的份量确实是轻多了。近年来，许多大大小小的失落不断被通报：欧、美在工业领域内正在日复一日失却劳动位置，而这些劳动位置却无法为欧洲的技术性行业所取代，也无法在美国为类似的行业所接替。西方政治和文化的优势越来越多地受到质疑，而军事武装方面的影响力也在减弱。美国在欧洲不是作为占领者，而是合作者；而它在亚洲首先是耐心的旁观者；在阿拉伯地区，西方国家更多地是处在逐渐失落地盘的状况下。

    经济的强盛不能作为世界强国的担保，但却是成为世界强国的必要条件。不仅是政治上的强大，还有军事的强大，都是由此而出。无疑，道德优势的姿态得先从某种繁荣的国民经济中获得光芒四射的力量。苏联很快就作为悲伤的记忆而留在了西方人的心中。克里姆林宫的先生们尽管有时也偶尔发泄一下，但他们绝非冒险家。在那不止之一处的军事干预中，譬如在匈亚利、在捷克、在阿富汗，他们都没有成为组织、指挥官。列宁是这个帝国不屈不挠的缔造者。他的后任者已经尝试着与西方保持平衡、稳定，他们对冲突的嗜好，远不如对伏特加的兴趣更大。

    这个新体制从童年起就经常在经济方面发病。计划经济无法与市场经济相抗衡，尽管它最大的可信度就在于它的缺乏计划性。而同时，苏联的社会福利也显得比富裕国家要少得多。引人注目的人民民主所表露出来的真相却是一种官僚主义的独裁。借助于豪言壮语式的口号，尤其使官僚主义发挥出了巨大的生命力，即便是在对其他思想的禁锢和暗中窥视方面也如此。苏联领导人的老化速度在加快，整个国家企业的死亡是早已经预料到的事情。如果说在1939年3月的第十八次党代会上还有半数代表年龄在三十五岁以下的话，可是到了1952年的第十九次党代会，只有六分之一的代表属于这个年龄群体。